她不敢為夫簽放棄急救...深怕被全家人責備冷血殺夫!柯文哲:我說他死了,他就死了

撰文 :柯文哲 日期:2019年09月24日 分類: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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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下放棄急救同意書的瞬間,不是殺人兇手,就是天使。」

病人是否到了生命末期,在法律上是沒有定義的,只能由「醫師判定」。

 

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個社會上,我們常常對醫生有較高的道德標準。

 

因為只有醫生擁有這個特權,可以進入你的身體,甚至進入你的靈魂。

 

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全台灣最會開刀的神經外科醫生是台大的林教授。那時候我只是個小醫生,每次碰到頭部外傷的病例,外科總會照會神經外科的林教授。他過來看一看狀況,就把家屬找去東問西問,問的都是跟醫學專業或開刀內容無關的事情,但有時他問完話就不見人影,刀也取消不開了。

 

我很納悶, 為什麼說到最後,病人的刀就不開了? 後來才知道,因為開頭部外傷的危險性很高,有時不開會死,開了可能會變成植物人!林教授跑去跟病人家屬東問西問,問的都是「家裡有幾個兄弟姊妹」、「家中狀況怎麼樣」、「收入如何」之類的問題,他這麼做是為了蒐集資料,替病人設想該怎麼做決定,研判到底要不要開刀。因為他深知開刀的後果難料,如果病人家境不好、無法支撐病人後續的照護,他常常就不吭聲,不給對方開刀了

 

後來醫師做久了, 我也慢慢明白, 身為醫生, 要去認定一個病人是不是走到生命末期、要不要讓他就這樣死去, 是肩頭上沉重的責任。很多時候,我沒有辦法跟住院醫師詳細解釋,也沒有辦法向家屬好好說明,只能自己默默扛起這個責任。因為我不能跑去詢問病患家屬:「你母親被車子撞得很嚴重, 頭部外傷, 不開刀會死, 開了會變成植物人,你們趕快決定,看是要開刀還是不開刀?」這種問題丟出去,叫做子女的情何以堪,怎麼決定?

 

放棄急救同意書:醫療往往禁不起人言可畏的壓力

 

黃勝堅醫師是我的好朋友, 現在是聯合醫院的總院長, 他跟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個五十幾歲的男性病患,因為頭部外傷送進台大醫院,醫生研判這個病人必須開刀,不然一定會沒命,但開了後果也不好,有很大的機率會成為植物人。

 

住院醫師一手拿著手術同意書,一手拿著放棄急救同意書,站在病人的太太面前問她:「如果想要開刀的話,就簽手術同意書;如果覺得不想救了,就簽放棄急救同意書。妳要簽哪一張?」

 

那個太太拿著兩張同意書想了三十分鐘,不知道該簽哪一張。

 

住院醫師眼看情況不對,就打電話向黃勝堅醫師報告:「病患的妻子想了三十分鐘,沒辦法做決定。」黃醫師問:「怎麼一回事?」住院醫師說:「病人的親戚全來了,三十幾個人,鬧哄哄的吵個不停,他太太被弄到沒辦法做決定。」黃醫師說:「你請他們等一下,我馬上去醫院親自解釋。」

 

黃醫師趕來一看, 候診室裡坐滿了病人的遠近親戚。於是他走上前表示,現在這個狀況,病人不開刀會死掉,但動刀的話,有很高很高的機率會變成植物人......話還沒講完,底下就有人嗆聲了:「說什麼瘋話啦,那麼年輕,不給他拚下去,怎麼可以?你當醫生的,居然說不要救?」

 

黃醫師不為所動,繼續說:「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特別是以後要幫忙照顧病人、要幫忙把屎把尿、要幫忙出錢的親朋好友,大家都可以儘管發表意見。那位先生,你剛剛說你有什麼意見?」底下那個人忽然安靜下來,悶了半天才說:「沒有啦,這個事情讓他太太決定就好了。」

 

後來黃醫師對我說:「你知道我為什麼假日特別跑到醫院,花了快一個小時,向那些人反覆解釋病情?我是為了保護病患的太太,讓她在沒有責備與社會壓力的情況下簽下放棄急救同意書。你想想,病人的太太才四十幾歲,帶著三個孩子,一個高中、一個初中,底下還有一個上小學的,上頭還有公公婆婆......一個中年婦人靠著打零工過日子,她一個月能賺多少錢?她要養公公婆婆和三個小孩子,已經夠苦了,再承擔一個植物人丈夫,她要怎麼活下去?把她賺的錢全部拿來繳醫藥費都不夠用!

 

她不是不想救她丈夫,但是這刀開下去,她丈夫成了植物人,一家子通通都完了。」

 

那位太太心裡一定也很清楚, 她無法負擔植物人的照護和醫藥費, 可是她為什麼不敢當場放棄急救? 因為只要她一表態, 旁邊就會有人說閒話:「厚, 心腸有夠狠, 不救她老公啦!」 會這樣說的還好,甚至有人會說:「一定是在外面討客兄,不然怎麼會不救自己的丈夫。」

 

動嘴的最毒, 所以病人的妻子雖然明知自己承擔不起, 但不敢放棄急救,因為人言可畏。

 

後來我給學生上課時, 總是拿這個故事問他們:「如果有一天你當上主治醫師,願不願意在假日、不是你值班的時間,來來回回算下去,大概就要花上兩個鐘頭的時間,和家屬一起坐下來解釋病情,溝通對話,只為了保護病人的太太,讓她可以沒有負擔的簽下放棄急救同意書?」

 

當家屬面對放棄急救與否的難題,判定死亡是醫生的特權,也是責任

 

我記得以前當住院醫師的時候,有一天我問教授說:「死亡到底是什麼?」

 

當時那位教授回答說:「我說他死了,他就死了。」

 

我那時候心想:「哇!老師太臭屁了,怎麼這樣講話?什麼叫作我說他死了他就死了,真是太臭屁了!」後來我翻閱刑法和民法, 才發現法律條文中居然沒有針對死亡做出明文規定。

 

有一次我遇到台大法學院的副院長,向他抱怨:「台灣的法律,關於死亡的定義不完備,造成我們做醫生很大的困擾。」但副院長卻反問:「決定死亡,不是你們醫生該做的事嗎?怎麼要推給律師呢?」被他這樣一講, 我忽然想通了。沒錯, 死亡診斷書是醫生開立的,又不是律師寫的。再回想三十年前老師說的那句「我說他死了,他就死了」,我才明白過來,決定生死是醫生的特權!但說真的,那不是什麼特權,而是沉重的責任。

 

作為醫生, 什麼是末期病人?什麼樣的病人還不到末期? 這些定義是由醫生來判斷的。末期到底是指生命最後一個鐘頭、六個小時或六個月,也是由醫生綜合判斷後做出的決定。

 

當然, 雖然病人是否到了生命末期, 在法律上是沒有定義的, 只能由「醫師判定」, 不過即使是醫師判定, 也需要醫學上的證據, 能夠講得出原因。但實務上, 醫生判斷病人還能不能急救、要不要治療、要用哪一種治療、是不是處在生命末期,甚至死亡與否,常常都是出於「醫師認為」,很難跟別人解釋為什麼。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個社會上,我們常常對醫生有較高的道德標準。因為只有醫生擁有這個特權,可以進入你的身體,甚至進入你的靈魂。

 

判定死亡是醫生的特權,也是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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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生死之間︰柯文哲從醫療現場到政治戰場的修練​》,商周出版,柯文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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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幫夫簽放棄急救,卻被全家人指責...在葬禮上被當空氣!醫嘆:活著的人竟這般沉重

撰文 :黃勝堅 日期:2019年08月20日 分類: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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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六十多歲的太太,先生出車禍送醫後,醫生告訴她:「已沒任何機會,救不回來了!」於是她簽了放棄急救DNR,第二天她先生往生了。可是沒想到她簽了放棄急救DNR,在家族間掀起軒然大波。

多年前,有次剛開完醫學會議回國,一上班,助理匆忙的找我說:「黃醫師,這封信看來很急,要不要先處理一下?」

 

一位六十多歲的太太,先生在中部出車禍,送醫之後,當地的醫生告訴她:「已經沒任何機會,救不回來了!」於是她簽了DNR,第二天大清早,她先生往生了。可是沒想到,卻在家族間掀起軒然大波。

 

第二天上午,趕到醫院的婆家大伯、小叔、大姑,現場一個個把話飆得極傷人。

 

「我知道我大哥跟妳感情不好,再怎麼樣,人要死了,妳連讓醫生拼都不拼一下就放棄,妳這樣說得過去嗎?」她小叔張牙舞爪的怒吼。

 

「妳跟我弟夫妻一場幾十年,這麼殘忍的決定,妳簽得下去?」大姑劈哩啪啦毫不留情的往她身上打。

 

「妳是存心要報復的對不對?還是妳怕我弟弟變成植物人,會拖累妳,不想顧喔?乾脆讓他去死一死,妳反而痛快?」大伯握著拳,咬牙切齒的揮著。

 

隨後趕到的兩個女兒,一看親戚的反應,來不及問來龍去脈,就一鼻孔出氣的指責媽媽:「就算爸爸過去再怎麼不好,這種天大地大的事,妳怎麼可以不跟我們任何人商量,大主大意的自己就簽字了?」

 

辦喪事的過程中,她被當作空氣,親朋間的耳語,添油加醋到離譜,連親生的兩個女兒,眼神也充斥著厭惡與鄙棄。這太太,不知道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她快活不下去了,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污衊,連死,都不甘心!

 

她輾轉打聽,要為自己伸冤,問到了臺大醫院有個醫生叫黃勝堅,或許可以幫忙還她一個公道,於是在辦完先生後事半年,一字一淚的寄信到臺大醫院外科部給我,信中寫著兩個女兒的電話,求我幫忙伸出援手,還她公道。

 

和完全陌生的這個中年大女兒通電話,一開始,她毫不客氣的謾罵,指責DNR的荒謬,嫌她媽媽的無知,怪我素昧平生的多管閒事,我只能悶不吭聲,讓她發洩情緒,等她靜下來,我緩緩的告訴她:

 

「當妳媽媽一個人在醫院,面對這麼大的驚恐意外,當醫生很坦白的告訴妳媽媽,既然都救不回來了,就讓妳爸爸好走,別再多受苦,妳媽媽要做這個決定,是需要多大的勇氣?有多掙扎?想想妳父親當時的嚴重狀況,妳媽媽沒錯啊,她最後選擇放下,放下這輩子婚姻中的委屈哀怨,讓妳父親好走;如果妳媽媽心存報復,反正沒救了,她大可再讓妳爸爸多拖個幾天,多受些罪呀!」

 

電話中的女兒哽咽了。

 

「其實,妳媽媽真的很不容易,在妳父親臨終前,她放下了,原諒了妳父親過往的一切,如果妳父親有知,他也會感激妳媽媽的選擇,再想想吧!」輕輕的掛上電話,心酸卻翻騰直上:死亡的背後,留給活著的人要學習的功課,竟是這般、這般的沉重……

 

第二天我從開刀房出來,這位太太已經打過多通電話來道謝,不管誰接到,她打一次哭一回,因為兩個女兒跟她和好了,她撥雲見日,重新找到活下去的勇氣。

 

「這輩子所有的委屈,都過去了!」這是她在電話中,最讓我如釋重負的一句話,是的,我也真心祝福她:這輩子所有的委屈,都過去了!

 

簽了「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的同意書,不是就等於被丟在一旁自生自滅的等死,只是少掉沒有必要的一些侵入性治療,該做的支持和照護,醫師一樣會做。

 

一張薄薄DNR的背後,如果家族間沒有處理好,沒有先達成共識,病人走了,婆家、岳家,各有所執的偏見,別說是撕破臉,連親戚都做不成了。

 

特別是病人太太,當她又是家族媳婦的身分時,醫療團隊應該多幫點忙把DNR解釋清楚,讓家族在彼此溝通時都能了解到,簽這張DNR的必要性。

 

慢慢我們發現,如果不透過醫療專業,盡可能的當面在家族前解釋清楚,下筆簽DNR的人,太太之外,兒女,都是被罵得很慘的人,往往一句惡毒的言語,就叫簽字的人崩潰,一輩子受譴責,活得好辛苦!

 

現在,當家屬決定要簽DNR的時候,我們都會多問一句:「簽下去後,你會不會面臨什麼樣的壓力?需不需要幫忙?還要跟誰再溝通清楚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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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生死謎藏:善終,和大家想的不一樣》,大塊出版,黃勝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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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們,沒把病重父親丟在走廊」 黃勝堅:我們救不了病人,卻救了他三個女兒

撰文 :黃勝堅 日期:2019年08月20日 分類:最新文章 圖檔來源:林煒凱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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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肝硬化末期的爸爸,全身蠟黃、肚子脹得大大的、插著鼻胃管,由三個女兒連扶帶撐著,一路喘進醫院。

醫生一看病人情況不對,馬上進行急救,準備插氣管內管,沒想到病人那位看來像個國中生年紀的二女兒立刻出言阻止:「醫師叔叔,不要幫我爸爸插管,他是末期病人。」

 

醫生聽了很不高興:「這樣還不要插管?那你們來醫院做什麼?」

 

像高中生的大女兒哽咽的說:「如果醫生你判斷我爸就要死了,那我們就帶他回家,我們還能幫忙他撐著,好好的陪在他身邊。如果說我爸爸還有一段時間,三四天或一兩個禮拜,那我爸爸喘成這樣,我們姐妹沒有醫學專業知識,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醫生你可不可以先打個嗎啡,讓我爸舒服一點就好?」

 

「妳爸爸現在這樣,不急救,不插管,直接要打嗎啡,萬一一針下去出了人命,那是要算誰的錯?」

 

喘得說不出話的爸爸眼神絕望,吃力的揣著大女兒手不停搖晃,大女兒再怎麼裝鎮定,也掩飾不了害怕:「我爸說他受夠了折磨,再也不要這樣喘下去,該簽什麼放棄急救的文件,我們都同意簽。」

 

簽完DNR後,醫生說:「那我幫妳們爸爸找間病房好了。」

 

電話打到內科問,內科說:「他都已經這樣了,到安寧病房比較適當吧!」

 

打到加護病房,加護病房說:「滿床吶,一時之間也調不出床位來!」

 

醫生從病歷上看到外科曾幫這個爸爸開過刀,打電話把狀況說一說,然後問我可不可以收這樣的病人?

 

「好吧,我收!」

 

我心裡也不忍那垂危的父親,和三個年紀不大的女兒們,只能窩在急診的走廊上,眼睜睜看著爸爸受苦,卻又束手無策的抹淚乾著急。

 

病人送上來了,住院醫生一個頭兩個大:「主任,你收這樣的病人啊?我們真的已經都幫不上什麼忙了,要怎麼照顧啊?現在要寫住院病歷,待會兒就得寫出院病歷了!」

 

資深的護理長更是直言:「這種病人,不用四小時就走人了。」

 

「這種事,請大家勉為其難吧,別讓三個姐妹太難過、太無助了。」我硬著頭皮說。

 

住進一間三人房的床位,其他兩床病人和家屬一看,流露出的神色,讓三個女兒難堪又不安。護士看了也覺很不妥,又回頭找我想辦法,總算空出一間隔離病房來,讓他們可以單獨相處。

 

「爸爸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妳們就在這裡好好的陪陪爸爸吧!」我實話實說,雖然為了她們爸爸,我被同事唸到臭頭,但也不能就丟下撒手不管。

 

我們的資深護理長還真神準,三個半鐘頭後,那位爸爸過世了。

 

住院醫師忍不住搖頭:「看吧,收這種病人,住院病病歷才剛寫完,現在又要開始寫出院病歷了……」

 

往生室推車來了,簡單的遺體整理後就往外推走,三個女兒跟在車後嚶嚶哭泣,經過護理站的時候,姐姐拉著兩個妹妹跪下去,向護理站裡的醫護人員磕頭:「謝謝醫生叔叔,謝謝護士阿姨,沒把我爸爸丟在急診走廊上等死,沒人管,沒人理,謝謝你們,謝謝。」

 

護理站裡的醫護人員,被突來的震撼,震到寂靜無聲,剛剛還在碎碎唸的醫生悄悄低下了頭、護士眼眶泛紅;護理長忍不住跑出來,抱著三個女孩,輕聲的安慰,眼淚,卻也跟著掉個不停。

 

想想看,如果沒有病房收治這個病人,不願收治這個病人,讓這個爸爸真的死在急診的走廊上,你覺得這三個年齡不大的女兒,在往後的人生,因為這個事件,對人情世故,對這個社會的觀感,會產生什麼樣的偏差?甚至怨懟?

 

 

這個案例,給我們大家紮紮實實上了一課:我們雖然救不了爸爸的生命,卻救了他的三個女兒,給了她們人性可貴的溫暖──雪中送炭。她們就算孤貧一身,也不曾被遺棄、被不聞不問過!

 

我深信,老天爺讓我們穿上這身白衣,賦予我們的責任絕對不是只有治病與救命!

 

換個角度來看,如果我們的基層社區照護能夠照顧死亡,女兒們也不必千辛萬苦把父親送到醫院來。看來台灣民眾要能夠壽終正寢,社區生命末期照護還有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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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生死謎藏:善終,和大家想的不一樣》,大塊出版,黃勝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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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傷病患救成植物人,死亡後家屬磕頭謝謝…安寧醫:我放該放的手,但心底,為何無盡哀傷?

撰文 :黃勝堅 日期:2019年08月12日 分類: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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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病人,四十四歲,體格很好,腦外傷住院。這個病人,我們從鬼門關前搶救回來了,可是根據經驗法則判斷,以他的腦傷狀態,病人不會再醒過來,他將會變成植物人,因為他兩邊的額葉都壞掉了。

病人進來的前兩天,碰到的都是他太太,第三天我告訴她:「必須要做氣管切開術!因為妳先生雖然活下來了,卻將變成植物人,接下來,你們要有長期照護的心理準備。」

 

第五天,來了一位蒼老的阿公找我,在家屬會談的小會議室,他冷不防地跪了下來,我趕忙扶他起來。

 

「我今年都八十八歲了。」老阿公抹著流不停的眼淚:「我老來得子,我老伴也八十六歲了,如果我的獨子成為植物人,要叫他們怎麼辦?」老阿公打開會議室的門,門外,老阿嬤帶著三個孩子,兩個是唐氏症,一個是紅斑性狼瘡,三個不到十歲的小小孩,怯生生的縮在一起。

 

「沒出事前,我兒子媳婦在台北做工賺錢,一個月兒子賺兩萬八、媳婦賺兩萬四,三個孩子我們兩個老的帶,現在要是賺兩萬八的成了植物人,那我們要怎麼辦?怎麼活得下去?我和老伴都是快要走的人了,剩下一個月賺兩萬四的媳婦,一個人要帶三個這樣的小孩子,我們真的沒辦法、沒有多餘的能力來照顧一個植物人了。」

 

阿公哭得老淚縱橫:「你是醫生,你一定知道,一個沒辦法被好好照顧的植物人,全身這裡爛一塊、那裡爛一塊,身上長著蛆,痛苦不堪地拖著,與其讓我兒子活著受這樣的折磨,求求你高抬貴手,放我兒子走吧,也等於救救這三個可憐的孩子,求求醫生,你同情同情我這一家,真的無能為力了……老的老、小的小啊!」

 

這下子換我心裡糾結百感交集了,以我們現在的能力,讓他成為植物人繼續活著,是絕對沒問題的,問題是面對這樣一家人,面對兩個哭得肝腸寸斷的白髮老人家,三個驚嚇到擠成一團的小孩,我救是不救?要堅持救下去,會害苦活著的人,往後的日子怎麼過下去?要是放棄不救,我將如何對自己的良心交代?

 

看我沉思不語,老阿嬤步履蹣跚走到我面前,她枯槁的雙手一拳拳搥向胸前:「在這個房間裡,沒有任何人比我更有資格做決定,因為囝仔,是我的心頭肉,我們如果還有辦法可想,我怎麼割捨得下?怎麼放落?」阿嬤的聲音,嘶啞悲切;阿嬷的淚,在滿臉皺紋間潰堤,成串滴濕在衣襟上,卻也滴滴燒進我心頭。

 

從醫以來最痛苦的天人交戰,讓我呼吸困難。幾番深思後,我選擇只要俯仰無愧於天地、於良知,選擇尊重老人家的意見,讓他們簽了DNR

 

病人要臨終了,我陪著這家人老老小小一起圍繞在病人床邊,老阿嬤全身颤抖,卻用雙手緊緊摀住嘴,不敢讓自己放聲哭出來。我心裡的難過,不亞於他們的生離死別,這是我第一次放手讓病人走,看著心電圖,慢慢地、慢慢地變成一直線,在心臟完全停止跳動時,老阿公拉著阿嬤,帶著媳婦和三個孫子,向醫護人員磕頭:「謝謝,謝謝你們,肯救我全家!」

 

扶起老人家的同時,一旁的護士也忍不住偷偷擦眼淚。有說不出的矛盾掙扎,纏繞在我腦海,不知道要怎樣來形容這樣複雜的思緒?我放手了,第一次;我努力的說服自己,我放了該放病人的手,可是心底,為什麼還是有說不出的苦澀與無盡的哀傷呢?

 

在腦神經外科,我們成功地救回很多生命,其中也包含了植物人。

 

可是當面臨醫學與人力有所不能的極限,把腦傷病人救成了植物人,真的很讓醫師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家屬?有時候連自己都不免困惑:是在積陰德?還是在作孽?

 

以前年輕的時候,對預後的判斷較無經驗,面對困難嚴重的案例,總是先保命再說;等到變成植物人了,整個家庭陷入困境,家屬往往抱怨:「早知道不會醒,會這樣拖磨著,就不該硬要救下來受苦了!」。

 

多年後的我,累積許多經驗,對於不好的預後,至少能夠給家屬較正確的訊息,讓家屬在醫療資訊對等的情況之下,做出最適當的決策。

 

逝者已矣,活著的家屬,還有好長的路要走,尤其是頓失經濟支柱的弱勢家庭,問題不是唱唱高調之後,就能解決的,生活真的很現實;不論是社會福利制度或來自民間的救助,伸手能幫的忙,到底還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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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生死謎藏:善終,和大家想的不一樣》,大塊出版,黃勝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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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母一同簽下放棄急救!張曼娟:生已成既定事實,那就為死做決定吧

撰文 :張曼娟 日期:2019年08月07日 分類:最新文章 圖檔來源:張曼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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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對我和父母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天。我們終於一起去醫院簽署了「預立醫療決定書」,也就是今年一月開始實施的病主法。

我們決定在不可逆的情況下,不接受急救;當然也不要插管維生卻沒有意識。既讓家人難以抉擇,又浪費醫療資源。

 

我沒有說服父母,而是父親看了報導之後,一直催促我替他們辦這件事。我們三個人正好成為彼此見證,也像是父母送給我最後的禮物。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生與死。生已成既定事實,那就為死做決定吧。

 

我希望,在到站下車的那一刻,可以清清爽爽的啟程。

 

萬芳醫院已經照顧我的父母親近四年了。今天的諮商和簽署,感謝張渭文醫師的詳細解說,黃思惠社工與護理師的陪同,非常輕鬆又溫馨。

 

聽說如果兩位見證人不在,而我又無法表達意識時,還是需要有人為我「啟動」。那麼,屆時就要拜託大家囉。你們都是我的見證啊。


#我輩中人真的應該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
#人生難得自主
#活得開心走得順心

 

張曼娟

(本文獲張曼娟授權轉載,原文轉自張曼娟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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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無效醫療,讓病人走得安心!黃勝堅:唯有認識死亡,才懂得如何善終

撰文 :林芷揚 日期:2019年04月22日 圖檔來源:達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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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是你的職業,但你還是一個『人』。如果不會做人,怎麼做醫生?」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黃勝堅近年大力推行善終觀念和居家醫療,強調醫師和病人之間的互信關係,以及醫師如何以病人與照顧者為中心,不只治病,更要懂得「死亡」,協助病人和家屬做出適當的照護決策、維護臨終尊嚴。

黃勝堅今(22)日出席全球品牌管理協會主辦的茶敘活動,分享他多年的行醫經驗,指出台灣社會從醫師到家屬都很害怕面對死亡,因此當病人送到加護病房、性命垂危時,許多醫師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向家屬傳達「壞消息」。

 

過去,他發現當醫師委婉向重症病人的家屬表達「這很嚴重,死亡率很高」時,家屬往往以為「還有得救」,因此要求醫師盡力搶救;但若醫師直接向家屬坦白病人已經「沒救」,許多家屬又無法接受,認為醫師見死不救,因而引起醫療糾紛,或是造成病人承受更多無效醫療的痛苦。

 

全人醫療才有高價值

 

黃勝堅表示,許多醫師不懂得如何處理「生命末期」,也認為那是安寧專科醫師的專業。曾經有一名腎臟醫師告訴他,「我們腎臟科沒有生命末期啦!腎臟壞掉了可以洗腎,真的過世都是在其他科。」但黃勝堅認為,「如果你沒有全人概念,那醫療還有什麼希望?」

 

過去,當病人走進診間,醫師問的是「你怎麼了?」(What is matter with you?),但具備人文素養的醫師應該要問的是「你需要什麼?」(What matters to you?)前者可能造成過度檢查、過度治療、無效醫療,屬於低價值的醫療,後者則是以人為本、高度整合、促進和諧,是高價值的醫療,也能為社會帶來正能量。

 

「現在都靠低價值的東西在賺錢,便宜大碗,卻浪費太多東西,如果把高價值的東西做起來,給病人和照顧者多一點時間,協助他們做出正確的決策,健保其實就夠用。」

 

鼻胃管,真的有必要嗎?

 

另一方面,鼻胃管的使用在台灣相當普遍,許多末期病人如癌症、失智症的患者,醫療人員為了維持其生命,通常都會建議使用鼻胃管提供營養,但對患者來說不但不舒服,對自尊也是一種傷害。

 

事實上,現在國際上的最新觀念是,不推薦末期失智病人使用任何管路,建議經口餵食,以細心的手工餵食方式,為病人保留尊嚴,並把時間留給患者和家屬。

 

黃勝堅舉例,曾經有一位腦部受傷的96歲老先生被送到急診,老先生的兒子主動告訴主治醫師:「拜託不要幫我爸爸插鼻胃管。」醫師回答:「可是不放鼻胃管就沒有營養,而且有用鼻胃管比較不會吸入性肺炎。」

 

兒子反問:「難道用了鼻胃管,就一定不會肺炎嗎?我爸爸都96歲了,他需要的不是再活那麼久,應該是尊嚴擺第一!」於是,老先生轉出加護病房,在子孫環繞、手中抱著愛貓的情況下安然辭世,了無遺憾又保有尊嚴。

 

「時間到了,該怎樣就怎樣。」黃勝堅表示,死亡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完整的死亡才會讓生命更圓滿,無論醫師或民眾都必須了解死亡,唯有認識死亡,才懂得如何善終。當醫病雙方都具備「死亡識能」(Death Literacy),理解醫療也有極限,彼此才能互相尊重,成為生命共同體,一起幫助病人走向美好的善終,而不是強制施以插管、電擊、心肺復甦術(CPR)等急救。

 

另外,醫師的責任不只是看見病人的需要,也要看見照顧者的需求,這才是以人為本的醫療照護。

 

黃勝堅早年在台大醫院金山分院擔任院長時推動居家醫療,帶著醫護團隊走進當地長輩的家中,除了幫助末期病人在家善終,也替照顧者進行悲傷輔導,「我們那時候輔導的很多是外籍看護,因為都是他們在照顧的。我是神經外科,但我的專業是關懷。」

 

善終,是權利也是責任

 

他提醒,台灣已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民眾都有「自然死」的權利,但為什麼很多台灣人還是無法善終,「是因為你沒有發動你的善終權,你有簽有機會,但你不簽就沒有。」黃勝堅分享,他們全家都已經簽好放棄急救,彼此提醒「死的時候要漂漂亮亮哦!不可以急救,不可以把我肋骨壓斷喔!」

 

他說,技術上要維持瀕死病人的心跳並不難,但「如果這是醫學,大概兩個禮拜加護病房就滿了,就變成『植物園』!加護病房變成沒有救命的能力,健保倒得更快。」生前做好決定,不只是權利,「善終也是你的責任,就是讓活著的人活得更好,不要把決定權丟給他們,讓他們一輩子痛苦。」

 

黃勝堅分享,以前曾經有名病人已經走到生命最後,主治醫師不敢對家屬說實話,只好委婉地說「還有三到六個月」,但黃勝堅看過以後,直接說「大概只有三到四個禮拜,不要把你的時間花在醫院陪醫生和護理師了,趕快回家過年,要處理的趕快處理。」還開玩笑地說:「小三、小四也要處理哦!」

 

病人返家後三周,真的往生了,病人的兒子告訴黃勝堅:「你嘴巴算毒的,講得很準,但是謝謝你, 我爸爸走的時候真的在笑,是因為你讓他知道他快死了,他才願意把心裡話講出來,這三個禮拜是我們一輩子講最多話的時候。」「他死的樣子很漂亮,已經在天堂的媽媽一定認得他。」

 

人文關懷之外,在高科技的時代,黃勝堅表示,透過智慧科技,居家醫療可升級為行動醫療,目前就已發展出眼科可攜式裝備、遠距皮膚科會診、行動超音波、智能影像判讀、糖尿病/失智症雲端醫院系統等,期盼在智慧醫療的引導下可以讓照護更進步,也讓居家醫療有更多可能,讓每個人都能在最舒適、安心的情況下走完生命最後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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