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比要「保護」孩子不讓他們參加親人的葬禮或其他哀悼儀式的做法更明顯的了。他們會被留在家裡不讓他們參加葬禮，也不讓他們參與任何公開的哀悼儀式。這也是現代的觀念，而且就如其他當代的做法──全都是欺瞞。
你應該參加自己的葬禮
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米歇爾．蒙田(Michel deMontaigne)就曾在他留芳百世的《隨筆集》中寫道：在我們的生活中，死亡是唯一不該成為陌生人的事。為了減少死亡對我們的影響，我們應該讓死亡變得不再陌生，多接觸它，習慣它，讓我們經常想到死亡。
這正是記者兼作曲家麥可‧布里克(Mike Brick)在二○一五年決定要做的──「讓死亡不再陌生」。他已經疲勞和胸痛了好幾個月，於是四十歲的布里克安排了一次健康檢查，想說只是一次例行檢查而已。
然而，麥可被診斷罹患了第四期的大腸癌──儘管他很積極得接受化療──還是無法阻止癌細胞的擴散。於是他和妻子史黛西開始為自己的後事做安排，麥克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希望有個葬禮彌撒──人人要穿著正式、坐在長椅上齊聚一堂。然後他們討論要用愛爾蘭的守夜方式。
既然他是作曲家，當然少不了好音樂──他自己的樂團可以為他演奏──還要有很多很棒的故事。後來他們挑選了奧斯汀一個傳奇的音樂聖地「Hole in the Wall」，並敲定了那個即將到來的大日子的細節。
當這個場景在他們眼前實現時──這個他本該永遠不可能參加的派對──突然之間感覺完全不對。「你還在這裡，」史黛西對他說，「你應該參加自己的守靈會。」
誰說非得死了才能參加自己的葬禮？幾個小時內，他們取消了原本計畫未來某天在Hole in the Wall舉行的聚會，幾天過後找了另一個地點。麥可和史黛西來自全美國各地的友人、家人，以及以前的樂團成員──都共襄盛舉。這感覺很熟悉──就像我們在得知親人過世後會做的事──只不過這一次麥克會親臨現場體驗。
他要完成人生中最盛大的一次演出。二○一六年一月十三日，麥克站在一屋子親朋好友面前，看著他們眼中自己的樣子。我後來是在他的記者朋友們寫的許多文章和致敬中發現了這個勇敢的舉動。根據他們的說法，麥克面對著一百多張熟悉的面孔，告訴他們：「我很幸運自己能認識大家，我愛你們每一個人。」
然後，他和他的樂團「the Music Grinders」──進行了一場兩小時的演出，而他親愛的朋友們則跳著舞，年幼的孩子們也在燈光中穿梭。樂團將麥克最愛的一首歌以六分二十八秒長的版本作為結束。最後，麥克站起來，看著每一個人，無聲地說：「我愛你們。」
為什麼要錯過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呢？麥克在一週後逝世，而在他過世的幾天後，史黛西和他的家人們則依然照著本來計畫好的傳承儀式行動。然而，孩子們記住的，以及史黛西至今珍惜的，是麥克在這場讓人感到無助的疾病中展現出的掌控力。
「麥克知道他最終會離開，」史黛西告訴朋友，「他並不想走，但他很優雅地面對這一切，他只是希望能幫助所有人熬過他逝去的這段時間，這就是那場聚會的真正意義。」
儘管討論死亡的當下很痛，但反而讓我們更坦然接受
也有其他團體想逆轉我們這個「禁忌死亡」的時代。「死亡晚宴」(Death OverDinner)是一個草根性運動，讓人們聚在一起共進晚餐，討論生命的終結。他們的邀請很有趣，將看似嚴肅的話題變得輕鬆一──「來吃個飯，聊聊死亡吧！」──同時也讓與會者知道共享晚餐，同坐在餐桌旁，往往才是討論我們生命有限的最佳方式。
「我們總覺得沒有人想談論死亡，但我認為我們只是沒有收到合適的邀請而已。」為了協助正視美國的臨終關懷危機，創辦該組織的邁克‧赫布(MichaelHebb)如此表示。
我們文化中那種想要保護自己或避開死亡的願望，有時會適得其反。相反的，每當有任何機會可以討論死亡，儘管當下真的很痛，但這樣反而能讓我們更容易坦然接受。
舉例來說，參加父母葬禮的孩子，比那些沒有參加的孩子更懂得調適失去的痛苦。而那些經歷過孩子尚未出世就夭折的父母，如果能在告別前抱一下他們的寶寶，也一樣更能夠調適這種失去的痛苦。
日本就出現了一種新的活動，可以幫助老年孤單的人找到可以在死亡時共享安息之所的「朋友」。這些「墓友」(hakatamo)會互相認識，並承諾對方在選墓地時會買相鄰的位置。他們不是今生的朋友，而是來世的朋友，同意一起面對死亡。
儘管這種關係聽起來有點沉重，但研究這一現象的人類學家安妮‧愛莉森(Anne Allison)則用平和的文字來描述它，她認為墓友是「主動積極面對死亡的方法，而不是等待死後無家可歸或孤獨。」
米歇爾‧蒙田曾規勸我們所有人要「經常面對死亡」，這並不容易──而且通常會令人感到不安和脆弱──但儀式可以在其中提供支持。
(本文摘自《儀式效應：超越原子習慣的日常儀式，讓你的關係、人生與事業脫胎換骨！》 ，商周出版，麥克‧諾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