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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麼對一個耳朵幾乎聽不見的人告白？
要如何對一個正在喪失記憶的人告白？一個是我已經喪失聽力的父親。一個是我逐漸失智的母親。
我與他們之間，除了上海與台灣的飛行距離之外，除了十四天必須的隔離之外，還有連聲音語言都難以跨越的距離。
爸爸的聽力喪失，已經嚴重到即使戴上昂貴精密的助聽器，也沒法講電話了。他不理解我為什麼要跑回台灣？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媽媽還能聽見，但是已經不能理解為什麼我人已經到了台灣，卻還不來看她？她只能不斷重複同樣的問題：「妳在哪裡？」兩個人的問題都讓我心碎。
我想對爸爸說：「回台灣，是因為想你。」九十高齡的他，去年夏天才從加護病房搶救出來，逃過一劫，轉眼已經過了半年。但是這麼簡單的答案，他卻聽不見了。
我回答媽媽，我們很快就要見面了。還剩十天。還剩七天，還剩四天……但是對於一個已經不知道今天的日期是什麼的媽媽，每一個明天，都只會讓昨天更遙遠。讓過去更模糊。
隔離終於結束了。我終於可以站在他們面前，他們看得到，摸得到。長途距離，或是隔離期間，電話裡沒法說的，說不清的，見了面，一樣沒法說，也說不清。
只能抱抱他們，拉拉他們的手，在擁抱時感受他們越來越瘦弱萎縮的身體，和我們之間越來越安靜的重逢。
他們的日子，是遠比十四天的隔離還要可怕的孤獨。爸爸被鎖在自己震耳欲聾的沉默大牢裡。這個他聽不見的世界也似乎褪了顏色，沒了味道。他像一個被世界遺忘的老人，一個人站在紅塵囂囂的邊緣，睜著眼睛看著這片陸地，慢慢地從地平線消失，任憑他一個人被無聲無息的大海吞噬。
媽媽記得我不在台灣，可是記不得我從哪裡來，上海？比利時？我一個人嗎？孩子呢？我的回答，像是一個寫了一張小字條的空瓶子，在她的記憶大海裡漂浮，她撿起瓶子，讀讀紙條，點點頭，然後再扔回海裡。抬起頭，對著我微笑。
然後忽然又想起什麼，再問一次：我從哪裡來，上海？比利時？我一個人嗎？孩子呢？
她一次又一次的點頭微笑。我一次又一次的回答。忍著慢慢湧上來的淚水。
她搞不清今天是哪年哪月，搞不清我從哪冒出來的，也不知道我為什麼回台灣，但是她清清楚楚記得我最愛吃的水果，台灣芭樂。每次去弟弟家看她，無論是什麼時間，她都記得要切一個芭樂給我吃。
我吃，我當然吃，幾個我都吃。芭樂的確是我愛吃的水果，但是更重要的是，媽媽記得芭樂。我努力吃，繼續吃，每次去看她都吃，讓她看我把一盤芭樂全吃光。然後她總會滿意地微笑，說：「妳就是喜歡吃芭樂」。
是的，媽媽。感謝老天爺，妳竟然還記得。
沒有了對話，我和父母的相處成了一部默片。默默的陪伴。
媽媽醒著的時候，我就把電腦放在她常坐的餐座上，在她身旁工作。往往是一整天，一連兩三天。小時候，她也是這樣陪我讀書的。我問她記不記得，她微笑。她雖然聽得見，卻失去了記憶。
也陪爸爸吃飯。從小到大，他都是一個能聊健談的人，現在，他卻是一個默默吃飯，不發一言的老人。我們就這樣安靜地吃著，為彼此夾菜是我們唯一的互動。他偶爾會說些什麼，但是因為聽不到我的回應，往往筷子停在空中，一秒兩秒，然後就打住，不再往下說了。甚至聽不見一聲嘆息。
我陪他回醫院檢查，習慣一個人獨來獨往的爸爸，執意不讓我扶他：「妳不在，我怎麼辦？」他的堅持裡是他的尊嚴，是他頑強的生命力。我只能乖乖地，安靜地走在他旁邊。
我試著去拉他的手，他沒有拒絕。我們就這樣牽著手，走著。就像他小時候，曾經牽著我的手，牙牙學步一樣。
就這樣，他勉強收容了我，陪他在醫院進行了一個簡單的微創手術。三天三夜的時間裡，我們的對話不超過三十句。他大部分的時候都是躺著，偶爾看看不需要聲音的電視，或者由我守著，讓他可以偷偷在窗口抽根菸。動了手術的爸爸更弱了，我們的病房餐桌，也就更沉默了。
滿滿的沉默。好奢侈的安靜。這一次手術，沒有加護病房病危的緊張與恐懼，反倒像是一個老天爺的禮物—雖然明明是住院動手術，我知道這樣說很奇怪—讓我有機會和爸爸單獨相處了三天。
手術完了，他說：「回去吧！妳有妳的日子要過，總不能在這裡守著我。」五月八日是母親節。要怎麼替每個昨天，甚至每個今天都可能被遺忘的媽媽，過母親節？
我沒有選擇大餐，也沒有買鮮花，我選擇了最簡單原始的告白。就像小時候畫的母親節卡片一樣，我去文具行買了彩色紙，剪剪貼貼，做了一張整棟樓都看得到的大卡片。然後媽媽下樓來，站在台北初夏的陽光裡，微笑。
這一次我沒有掉眼淚，我也微笑，努力記得媽媽在太陽下微笑的樣子。
今天的上海是個雨天。從我隔離酒店望出去，晴天裡窗外鮮明碧綠的蘇州河畔，熱鬧熙攘的上海車站，都在陰雨裡安靜下來，成了一幅灰色的水墨。
隔離，反而讓我感覺離父母更近一些。理解他們與世界難以跨越的距離。他們不可抗拒的孤獨。
是我在抗拒這個不可逆轉的劇終。是我捨不得這個雨天里特別鮮明的默片。
我五月的告白。
(本文摘自《要這樣的生離死別，才能讓我們真正相識相遇》，時報出版， 王雅倫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