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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自媒體」當道，只要有個簡單的網通設備與攝影工具，到處蒐集資訊、包裝成新聞外貌的集成資訊，這種型態節目不斷出現，網路人口聚集到一定數量，少則數萬，多則數百萬、甚至千萬閱聽群眾，就成了「網紅」。
到了網紅、自媒體的時代，早期主流報紙那種嚴謹、多重查證編輯新聞的品質管制精神，已經蕩然無存，甚至於發生像民國 111 年上半年已經經營快一甲子的華視新聞，跑馬燈新聞或標題傳播，屢屢出現文字內容無人品管的離譜現象。
所以，筆者這一世代，剛好經歷了人類發明「新聞傳播」數百年以來，最大的巨變時代。
猶記得1970-1990年這段時期，由於台灣的工商業繁榮起來，民間各種活動借助於報紙傳播的需求殷切，而那時候還是戒嚴管制時期，不能自由興辦報紙或電視、電台媒體，因此，《中國時報》、《聯合報》加上黨營的《中央日報》這三大報，閱讀人口占了全民人口的7、8成，影響力非常大。
它們壟斷了報紙廣告的絕大比重，機關團體或工商業要刊登廣告，要跟兩大民營報廣告部拉關係、排隊等版面。
那時候兩大報版面厚厚的7、8大張，有數十版面。廣告通常超過一半，每天廣告費進帳數百萬元，報紙的影響力大到有「喝水會堅凍」的能力，所有軍黨產官學研各領域的領導人物都要經營主流大報的媒體關係。
曾幾何時，網路媒體才發展30幾年，到了2021年，居然網路廣告營收是報紙雜誌合計的數十倍，8、9成的廣告收入通通跑到入口網站（Google、Yahoo、FB 等）、網紅經營的自媒體或新興新聞網站去了，今天還倖存的幾大綜合性報紙；《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的廣告營收都不足以支撐整體的營運費用，它們都還在辛苦的經營。
1960年代報紙代表了大眾傳播的主流，是人們獲取新聞的主要管道，除了剛萌芽的電視媒體外，報紙由於詳細、圖文並茂、版面操作容易等特性，幾乎是大眾獲取訊息主要的來源。
因此，它的影響力非常大，即使是筆者投入《工商時報》的1980年代，網際網路（Internet）也要到1990年代中期才開始普及，那時候的台灣報紙媒體因為收入高，記者待遇不錯，因此招考的素質或對外採訪頗具專業、中立性，能贏得各界的尊重。
以筆者主跑科技，有多次機會赴日、韓、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國家採訪交流的經驗比較，台灣媒體的專業與獨立性，在那個年代是亞洲最高的。
日韓記者雖然待遇比我們好，可是國家體制財閥、政黨政客當道，新聞報導的自由度受到若干限制；新加坡是民主獨裁，更不用說；而其他亞洲國家絕大多數不是獨裁政體，就是工商業落後，媒體依附性高，記者缺乏專業及獨立性，難以發揮筆下的影響力。
網際網路的全球化始於1990年代中葉，進入21世紀後它把人們長期以來，從報紙雜誌或電台電視獲取新聞訊息的習慣大大改變。
從此，新聞訊息的管道多元化、分眾化、互動化，90後的世代可以說是人類發明報紙以來，不再看報紙作為新聞來源的開始，即使筆者1982年開始跑科技新聞，走在時代前端，當初都是始料未及的劇烈改變。
在此以2000年作為傳統新聞媒體跟網路媒體作為分水嶺，在台灣工業化的半世紀（1950-2000年），可以說，工商業或產官學研各領域，都以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的新聞版面或時段，當成日常生活得到訊息的主要管道。
如果深入分析這四種媒體，論新聞的專業、快速與嚴謹，又以每個先進國家的主流報紙為標竿，一如美國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英國的《金融時報》、《泰唔士報》等。
台灣的主流報紙一直到2000年以前，可以說是兩民一黨帶領風騷的時代，那就是前述《中國時報》集團、《聯合報》集團及國民黨興辦的《中央日報》和《中華日報》集團，三足鼎立的局面。
甚至在兩大媒體集團旗下還分別有《工商時報》（中時集團）及《經濟日報》（聯合集團）這樣的財經產業專業報紙的存在。
因此在報導電腦化、自動化或半導體、精密機械、石化鋼鐵、光電面板等產業的產銷人發財各領域都有不同的版面（產業版、證券版、副刊、經營知識版等），可以深入並大量的刊載傳播，對台灣工業化的歷程發揮了甚大的影響力，值得在此提一筆。
如果推動政策的決策官員或專家，能善於運用這股大眾傳播力量，那麼在執行過程中就可產生事半而功倍的效果，李國鼎就是深得個中三昧的佼佼者。
記得筆者民國74、75年前後當了兩年的「中華民國科技記者聯誼會會長」，這個會的成員，是全台灣報紙、財經科技雜誌、電台、電視台的跑科技相關路線記者組成。
每次 KT覺得有些政策或方案到了成熟階段，或是有了具體成果，他就會親自打電話給我說明重要性，並請我邀請媒體同業一齊聽他講或正式開個記者會詳細說明，他也不獨攬功勞，會請參與的國內外專家現身說法，使得這樣的對談或記者會更具專業與信賴度。
電視媒體需要畫面，KT的幕僚們都很專業，準備的表格、圖片、影片或現場布置，都是很吸睛、很具體的第一手資料，媒體自然樂於報導或更深入延伸分析。
早期他當經濟部長首推加工出口區、引進跨國電子大廠等重大事件，經由媒體報導後廣為人知，在引進企業進駐、吸引人力投入等無形中也產生良性循環。
KT推動科學園區的發展、八大重點科技、策略工業等的前後十幾年，我因密集跟他接觸，除了例行的大小型記者會外，幾乎每周都會跟他老人家碰上一、二次面，就會趁機把我平常記在筆記本的事件、政策面或科技人事當面向他請教。
對於年輕的媒體記者他從不擺架子，接受訪問時態度誠懇坦白，如果還不能公開的政策內容，他也能謹守原則，笑一笑不接續這個話題。
因此，也因為跟 KT 長期深入的接觸，那時候我採訪刊登了多次獨家新聞。當然，記者的功力不僅在於採訪、發發獨家新聞，也包括配合新聞登載自己名字的「專欄」，才能對事件或新政策、制度等深入分析。
那些年我的筆下為文很快，每周至少都有二、三篇專欄見報，除了拉近我跟讀者的距離外，無形中我也推廣了不少科技產業或產業科技化的許多觀念、議題。
如今想起來，執政的官員如果都能像 KT 這樣尊重媒體、善用媒體推波助瀾的廣大力量，對新政策、業務的推廣與溝通，對國家、對公私方面兩助益都很大。
(本文摘自《學李國鼎做事：推動台灣工業發展的關鍵人與重要事》，時報出版， 王百祿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