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淑如最後的那段日子，我們找著每一種可能方法想救他
在淑如最後的那段日子，我們一面努力尋找每一種可能的治療方法，一面很努力地跟時間賽跑，努力地想要把握住每一個她還可以開心正常過生活的時光。
最後那半年，我只要一有空，就自己開車，載著她到處去我們以前玩過的地方，或是還沒玩過的地方，因為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就是這樣到處跑。曉玲也大部分都跟著。那時候守正也結婚了，她至少完成了一半的心願了。
後來我們又搬房子，她一直在努力裝潢房子。她最後花了好多個月時間，很開心地去添購家具，那是她那段日子很大的寄託。
最後那幾個月，其實對我們全家人是很快樂的時光，因為守正和曉玲很小就出國了，後來有時曉玲暑假回來，守正又在國外上班，守正回來的時候曉玲可能就回去上課，所以我們一家四口基本上很難很難四個人住在同一個屋簷下，那段時間可能是我們第一次可以有這麼多時間，好好享受全家在一起的天倫之樂。
那時候，淑如很開心，很多難得的親子時光。她喜歡烤肉，我們就帶她去烤肉，她很喜歡戶外，或是喜歡看電影，我們就帶她去戶外或是去看電影。
她喜歡看那種偵探懸疑推理片，花腦筋的，她會猜測說「我知道他現在一定要做這個事情」。曉玲也愛看推理，也是受到媽媽的薰陶，因為她常常會看推理書，然後看完就問曉玲要不要看，曉玲就會陪她一起看。
想著可能是最後一個過年，無法控制悲傷只能在水裡釋放痛苦情緒
2005年初，淑如的狀況就已經不太好，不過她還可以和我們出去玩。那年農曆過年，我們全家開車到花蓮「理想大地」，住了四天三夜。
當時，我想到這可能是我們全家最後一次這樣一起過年了，但又一直告訴自己，這不可能、也不該是最後一個過年。頓時，我無法控制心中的悲傷，又不希望讓淑如看到我的樣子，只能跳進水池裡，在水裡面釋放自己痛苦的情緒。
在水池裡，我一直掉淚。根本分不清是淚水還是池水。
過了一會，淑如喚我起來，拉我一起去放天燈。
我們在天燈上，寫著「祈求健康、平安」等字，一筆一劃，淑如寫上她的名字，我也寫上我的名字，而後我們一起點燃了天燈的火焰。
我用一個很細的繩子，繫在天燈上。
看著天燈冉冉升起，我想起我們說好至少要一起度過五十年的海誓山盟。
企盼天燈能承載著我們全家的囑託
天燈越飛越高，繩子已經不夠長了，我收手，讓天燈直入天際，企盼這個天燈能承載著我們全家的囑託，希望它帶給我們火光般的希望。
那簡直是我最後一次的希望之火。
那天是三月三日。
淑如進醫院的那天非常突然，真的是非常突然。她住院的前一天，我們大家還一起去烏來泡溫泉。我們彼此擁抱，享受溫馨的時刻。
返家後，淑如很興奮，與我講了很多，與我討論未來要先抱孫子，還是要抱先孫女。
我看著淑如的雙眼，知道她實在不想離開我們。我抱著她，彼此相擁入睡。
半夜，淑如不斷地咳嗽，我本以為是溫泉水嗆到之類的，沒想到她一夜長咳，簡直無法呼吸。
我扶淑如到客廳，輕拍她的背，直到天亮。她咳的每一聲，都讓我心驚肉跳。
那次送進醫院：「我不要插管，我會好的！」
清晨，守正和曉玲納悶我們怎麼一夜未睡，我說要帶媽媽回醫院。早上七、八點，我們將她送急診室，就發現她肺部感染，鄭醫師評估後，說要送進去重症區插管。
淑如拉著我的手，說：「我不要插管，我會好的！」我強忍著淚水，將她扶上病床，她整個身體癱弱無力，還是繼續用僅存的力氣，告訴我，她不要插管。
那時候，楊泮池醫師還有其他醫生，也來幫著看病況，楊醫師說這個狀況有可能是肺炎肺部感染，感染是可以控制的，就還是可以拚拚看，我們只要有可以恢復的點，我們都不會放棄。儘管她呼吸衰竭，醫師們還是持續積極地在加護病房治療。
那幾天，我在台大醫院與信義區住所的來回往返，都是用走路的。沿途的一景一物，都充斥著我與淑如的點滴回憶。
三月八日，是我們結婚週年紀念，我一個人，徒步從台大走回信義區的家裡，幫她拿了一件喜愛穿的衣服，然後又走到頂好商圈的順成蛋糕，買了一個結婚週年的紀念蛋糕，又買了一束花，再走回台大醫院。
三月八日結婚紀念日，沒人唱歌、沒人切蛋糕
我在病床旁，把花束擺好，然後點起蠟燭，沒想到，蠟燭一下子就滅了。看著熄滅的火燭，我差點嚎啕大哭起來。只見守正與曉玲走進病房，我忍著眼淚，故作堅強。
這個結婚紀念蛋糕，沒有人唱歌，沒有人切蛋糕。
醫生們仍持續搶救。
三月十二日，下午兩三點左右，我回到我們在徐州路上買的第一棟房子，那房子離台大醫院很近。我甫洗完澡，就感受到自己腎的部份很痛，痛到站不起來，我趕緊打電話給馬偕醫院的魏醫生，沒多久就被救護車載進了馬偕醫院，診斷出是腎結石的發炎，就留在馬偕醫院接受治療。
淑如走了，我竟然不在她的身邊
是日，晚上六點至七點，我在馬偕醫院接到守正的電話，他告訴我，淑如已經離開了。
淑如走了，我竟然不在她的身邊。
最後一絲希望破滅了，寄託在天燈的希望，宛如放了手的線，再也拉不回來。我頓時陷入很深、很深的絕望。
淑如過世後沒有多久，富比世發布我是台灣首富，我整整三天沒有睡覺，無法成眠。首富有什麼用？錢再多有什麼用？我真的跟自己發誓說，我錢都不要了，我只要換回我太太的生命，但換不回來啊。
從她走的那一刻，我已經把錢財看淡了
就從那個時候我已經把錢財看淡了，因為生命無常。我自己很多股票都給了員工，我是台灣第一個做員工信託股。錢財不在你賺進來的價值，不在你花出去買件衣服的價值，而在於你把它花出去救助別人。
後來我弟弟也因為血癌而過世時，我就決定要在台大捐個癌醫中心。我已經為了癌症失去了兩個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了解那種痛，我不希望再有更多人來走過這條傷痛的路。
從此，為癌症的醫療研發致力，就成為我餘生最重要的志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