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只有老年人才需要長期的照護，身患重疾的孩子也時刻需要父母的照護。「老病照護」指的是年事已高的父母對患有疾病的孩子進行的照護。在這個群體中，悲劇事件也不斷發生。
二○一四年秋天的一個早晨，木下裕之（47歲，化名）結束送報紙的工作後，回到位於大阪府內的自家公寓，只見母親芳子（73歲，化名）正在佛龕前誦著經。
鋪著榻榻米的臥室內，患有先天性腦性麻痺的弟弟隆之（44歲，化名）正躺在褥墊上。只見隆之的一隻腳從被子中露了出來。腳上的皮膚毫無血色，呈現紫色。
「媽媽，隆之的腳從被子裡露出來了，得給他蓋上啊。」裕之對母親說道。聞言，芳子緩緩開口：「我把他殺了。」
裕之立刻把俯臥著的隆之翻過身來，讓他仰躺著，想要把弟弟扶坐起來，但隆之的身體毫無氣力，軟綿綿地垂下。「小隆！」裕之哭著叫弟弟的名字，但隆之已毫無反應。
這一天，芳子用和服的腰帶勒住了次子隆之的脖子，將其殺害。
在生養隆之的這四十四年間，芳子在兒子身上傾注所有的心血，給了他最溫暖的母愛，如今卻以如此悲劇殘酷收場。近半個世紀的朝夕照顧中，母親的心中竟突然滋生出這樣深不見底的陰暗面嗎？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芳子因故意殺人罪被起訴，案件的審判工作在大阪地方法院拉開了帷幕。
根據當庭出示的證據及裕之等人的證言，我們可以大略瞭解案件的背景，芳子大半的人生都在為養育和照顧隆之無私地奉獻著自己的一切。
隆之在出生三個月後的一次體檢中，被確診為先天性腦性麻痺。對這個事實，芳子一家雖深受打擊，但仍然決意堅強地面對接下來的生活：「就算患病也是我們的孩子，這一點不會改變，我們要悉心愛護他，撫養他長大成人。」
然而，隆之的身體雖然在發育生長，但他無法行走，也無法言語。吃飯、上廁所、洗澡、換衣服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照護。芳子承擔著照護隆之的大部分工作。每天要為兒子更換七、八次尿布，餵兒子吃飯、幫他洗澡等等，幾乎所有的事都由芳子一手包辦。
隆之容易便祕，芳子每兩天就要把手指伸到隆之的肛門裡，為他把大便摳下來。
芳子總是擔心隆之，他會不會無聊呢？身體狀況有沒有異樣？芳子片刻不離地照顧著兒子。隆之喜歡能發出聲響的東西，因而芳子有時會讓兒子拿著發聲玩具玩，或讓他敲打鍵盤解悶。
芳子經常帶隆之外出，讓隆之坐在輪椅上，自己推著他到公園散步。每年都會帶他去溫泉之類的地方旅行一次。
隆之到了上學的年齡，便進入特殊教育學校上小學。行政機構會提供接送費用的補助，因此芳子每天坐計程車接送兒子。送隆之到學校後，芳子便坐電車回家，忙碌家務，下午再去學校接兒子放學。
隆之就讀的國中、高中都是特殊教育學校，有校車接送學生。校車站在離家幾百公尺的地方。
芳子每天早上都推著輪椅送隆之到校車站。校車到站後，她便獨自將隆之抱上車，幫助兒子入座。然而，長大了的隆之身高約一百六十五公分，體重約五十公斤，已不再是小孩子的模樣了。照護成了一項重體力勞動，比過去要費力得多。
高中二年級時，由於接送隆之上下學太過辛苦，芳子讓隆之休學。然而，此後隆之每日的生活都在家中度過，時時需要照護，並未給芳子減輕負擔。
隆之在家中的移動也依靠輪椅，但是芳子年齡大了，幫助隆之上下輪椅也變得愈發艱難。芳子的腰部和膝蓋都飽受疼痛的折磨。
此外，芳子還面臨著嚴重的睡眠不足問題。隆之經常會在半夜起床，爬出被窩。芳子聽到聲響後便要起身，讓隆之重新回到床鋪上繼續睡覺。
並且，半夜十二點開始，芳子每隔兩小時就要為隆之更換尿布。芳子睡得很沉的時候，隆之便會發出「哇──」的叫聲，提醒芳子起床，為自己更換尿布。「您從未考慮過向福利機構尋求幫助嗎？」
法庭上，面對檢察官的提問，芳子這麼答道：「我很不放心讓別人來照顧隆之。尤其送去二十四小時照護的話，我擔心隆之會不會感冒。我也幾乎從不送隆之去日間照護機構。」
其實，在案發約十年前，芳子曾把隆之送去過照護機構。當時，芳子哭著向工作人員訴說自己的無奈：「我有腰痛的毛病，對於照護我能做的已經到極限了。」然而僅僅過了一週，家人就以「隆之的臉色很不好」等為由，懷疑隆之遭到虐待，將其帶回家。
二○○七年，芳子的丈夫因癌症去世，芳子獨自承擔了所有的照護及家務勞動。二○一一年春天，住在別處的裕之回到家中，幫助母親一起照護弟弟。
然而，裕之也漸漸開始對照護工作神經質起來。在每週一次的上門照護服務中，工作人員會為隆之洗澡，但是裕之以「洗得不仔細」為由，每週會抽一天，花上近一小時的時間為弟弟細細地再洗一次澡。
裕之曾經因為給隆之餵藥的方式出了差錯等照護過程中的疏漏，而向芳子大發雷霆。漸漸地，裕之的態度也給芳子造成相當大的壓力。
最終，芳子的精神狀態變得不穩定起來。二○一二年，芳子經醫院確診為「抑鬱狀態」，隨後開始服用抗憂鬱藥。據稱，此後芳子的健忘也愈發嚴重，一度被懷疑患上阿茲海默症。
二○一四年夏天，案發幾個月前，芳子給裕之留了遺書，打算自殺，她在浴室內拿著刀對準自己的腹部，卻無論如何下不了手。
案發前一天，芳子致電當地的區域綜合保障中心，該中心受理老年人的各類諮詢，芳子在電話中坦言自己感到走投無路，內心絕望。
傍晚時分，該中心的女性照護援助專員來到芳子的家。芳子表示「自己想入住養老機構」。裕之也對母親的決定表示贊同。
在法庭上，芳子回顧自己當時的心情：「內心感覺已到了極限。和隆之一起艱難並快樂地走過了四十四年，我已盡了全力，到此為止吧，已經足夠了吧。」
事實上，在大約一個月前，芳子也聯繫過該中心，並在接受諮詢的社工的勸說下，入住養老機構。然而，芳子以「不知裕之能不能做好對隆之的照護，對兩兄弟感到擔心」為由，在僅僅入住四天後，便匆匆返回家中。
這一次，照護援助專員在聽了芳子的訴求後，也立刻著手準備芳子的入住事宜。由於第二天開始是為期三天的連休，因此決定在連休結束後安排芳子入住。
但悲劇還是發生了。連休第一天的上午八點左右，芳子從和室的壁櫥中取出粉色的和服腰帶（長約兩公尺，寬約六公分），手持腰帶進入隆之睡覺的和室。
芳子來到側躺著的隆之身後，將腰帶對摺，纏上他的脖子，繞了一圈後，打了個結。隨後，芳子用右手抓住隆之的肩膀，左手使出全力拉拽帶子。
就這樣過去了一兩分鐘的樣子。隆之在發出了「嗚──嗚──」的微弱的呻吟聲後，沒有了動靜。
芳子被捕後，面對調查審問，做出了如下供述：
「至今為止，我一直任勞任怨地照顧著隆之，克服了許多困難。但不知是不是因為現在年紀大了，體力和精力都不如從前，這些困難漸漸變得不那麼容易克服。
「這樣的生活究竟何時才到盡頭？一想到這孩子的未來還有許多年需要照顧，我心煩意亂。
「就好像是慢慢往水杯裡加水，水一點點增多，快要溢出杯子的感覺。不停地加水，水最終會溢出來。如同杯子裡的水一樣，我也已經到了極限，無法再承受更多了，所以我把小隆殺了。
「我感覺自己已經到極限，無法再走下去了。當時覺得，除了將孩子殺害，別無他法了。如果還有來世，隆之一定能幸福地生活。」
在審判中的被告人提問環節，芳子表示：「我希望照護這件事能在我這一代結束。我想讓裕之過自己的人生。」
法庭上的芳子始終低垂著頭，彷彿失去了所有的活力與生機。
在庭審結束前的意見陳述環節中，芳子才第一次流露出真實情感。
站在證人席前的芳子用顫抖的聲音哭訴：「是我奪去隆之的生命，我做了十惡不赦的事。當時雖說因照護而感到疲累，但那也不能成為殺人的理由。我對自己的行為感到非常悔恨。隆之真的是個很可愛的孩子。」
審判時，裕之作為證人出庭，向陪審員述說自己的想法：「打從照顧弟弟以來，我第一次體會到愛一個人是什麼感受。我非常愛我的弟弟。然而，這幾年照護下來，我也感到非常辛苦。更何況母親，對於她而言，堅持了這麼多年，該是多麼艱難。母親所經歷的痛苦是我無法想像的。我明白，弟弟是具有不可剝奪的人權的，雖然他的生命被母親所結束，但我認為，弟弟一路走來都過著非常幸福的生活，母親給了他所有的愛。我能夠原諒母親所做的一切。」
二月初，在案件審理結束約一週後，法院宣布，判處芳子兩年六個月有期徒刑（求刑為監禁五年），立即執行。法院認為，雖然芳子曾被認定為抑鬱狀態，但對案件並未構成重大影響，無法認定其在案發時處於精神衰弱狀態。
一審中為芳子辯護的男性律師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這麼說道：「芳子對裕之的未來也感到擔憂，不願將隆之完全託付給裕之。並且，芳子和裕之都已經因照護而感到絕望，我認為他們兩人都已經到極限了。不然，也不會發生這起悲劇。」
根據一審判決，芳子入獄了。但由於年事已高等原因，其後立刻獲得保釋。一審判決約五個月後，二○一六年六月，大阪高等法院駁回芳子的上訴請求，宣布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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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對芳子四十四年間照護兒子的艱辛表示理解，然而被害者的生命遭到輕視這個事實確鑿，且情節嚴重，因此無法予以緩刑判決。
法庭宣判期間，芳子始終在流淚。走出法庭後不久，她也不住地哭泣。那應該是悔恨的淚水吧。
若從隆之的角度出發，出生後一直無私地愛著自己、包容著自己的媽媽，竟殘忍地奪去自己的生命，隆之內心的絕望和無助又有誰能體會呢？
多年以來，父母體諒著孩子的病痛，並無私地愛護、照護著孩子，最終無力堅持，親手將孩子殺害。芳子的案件絕非特例。在「老病照護」這個群體中，此類悲劇接連發生。例如奈良的殺害腦性麻痺長女案。
二○一二年一月的某日拂曉，在奈良縣某住家，母親（85歲）勒住身患重度腦性麻痺的長女（62歲）的脖子，致其死亡。在此之前，母親已照護長女長達四十年。
這戶人家的父親於十四年前過世，此後母親便與長女兩人同住。二○一一年夏天，母親不慎跌倒，導致右肩骨折。此後其右手便無法上舉，行動起來也不再俐落。與之前相比，給女兒換尿布要花上更多的時間，母親漸漸對照護感到力不從心。
母親此前曾因「女兒不喜歡」而不送她去日間照護機構，後來雖然嘗試著使用日間照顧服務，但因為「不願給周圍的人添麻煩」、「由自己來照護女兒最合適」等想法較為強烈，母親最終不與任何人商量，堅持獨自一人照護長女。
然而，母親已不能像從前那般完美地做好照護工作，她為此深受打擊，漸漸失去自信。隨著體力的衰弱，且高血壓的老毛病又加重，母親對未來感到悲觀。「我已經無法再繼續照顧下去了。」母親陷入絕望無法自拔，最終釀成悲劇。
奈良地方法院宣布，判處其三年有期徒刑，緩期五年執行（求刑為監禁五年），判決得到最終確定。
判決中，對母親「因固執己見的行為，藐視了長女的生命和人格」予以譴責，同時也如此敘述道：「被告在骨折後對照護失去信心，感到自身體力不支，對未來產生悲觀之情。受到憂鬱症的影響，被告在無助絕望之時卻未向周圍的人求助，最終導致悲劇的發生。事件緣由令人悲憫。」
拄著柺杖出庭的母親難掩自責之情，對陪審員如是說道：「我的心中充滿著悔恨。我是多麼可恨的母親啊。我在心中默默為我的孩子祈禱。」
又如大阪的殺害智力殘疾的長子案件。二○一五年三月，在大阪市內某住宅，該戶人家患有先天重度智力殘疾的長子（54歲）慘遭殺害，案發後，被害者的母親（80歲）因故意殺人嫌疑被逮捕。
據悉，被害者的父親於十多年前因失智症入住照護機構後，被害者一直與母親同住至今。
被害者吃飯、上廁所均無法自理，平時的生活起居都由母親獨自照顧。她向警方這般供述道：「我累了。如果我死了，兒子也無法繼續生活下去。趁現在還來得及，就讓我帶著孩子去天堂吧。」
九個月後，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一點半，該案的初次公審在大阪地方法院拉開帷幕。拘留中的被告人身穿灰色開襟毛衣及長褲，坐著輪椅，被獄警緩緩推入法庭。然而，她的樣子有些異常，眼神空洞，視線無法聚焦。
「哈──哈──」她痛苦地喘息著，連坐在旁聽席的我們都聽得清清楚楚。
負責為其辯護的男性律師走近其身旁，為被告人佩戴上助聽器。「聽得見嗎？」面對律師的詢問，她沉默不語。主審法官宣布開庭，獄警將輪椅上的被告人推至證人席前。
主審法官首先向被告人提問：「聽得見我說話嗎？」她默然。「您能說話嗎？」「您是不是聽不見？」無論法官如何詢問，被告人都沉默不語。「檢方和辯護律師需要確認被告人是否聽得見聲音、能否理解問話的涵義，因此暫時休庭。」
主審法官宣布暫時中止審理，被告人也隨即退庭。約十五分鐘後，庭審重新開始，然而卻不見被告人的身影。主審法官對此做了解釋：「由於被告人的健康狀況不佳，公審無法繼續。明天將再一次確認其健康狀況。」
突發事態令律師也感到始料未及，遂匆匆離開。一般在案件的初次公審中，檢方會做開場陳述、提供證據說明等，能夠清晰還原案件發生經過和詳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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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九點五十分，母親坐著輪椅入庭。呼吸聲較之前平穩不少，然而視線仍然無法聚焦。
「您的身體狀況如何？」面對主審法官的詢問，她依舊毫無反應。
「現階段無法確定被告人是否具有訴訟能力。」
主審法官取消了至判決為止的所有審判排程。案件審理中斷，並且原定所有的審判日期也不再作數，在日本的陪審員審判制度之下實屬罕見。
精神鑑定結果顯示，被告人不具備訴訟能力。因而地方法院決定，於二○一六年二月十日終止該案的公審程序。
雖然母親的症狀並不明確，但很可能是從案發前開始，身心就發生異常。審判重新開始的可能性很小，案件的詳細經過及給予世人的教訓再也無從得知。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年邁的母親在照顧重度殘疾的兒子過程中，漸漸陷入絕望，最終老母親孤獨無助地了結一切，誰也沒能夠拯救這對母子。
(本文摘自《無人知曉的房間：長期照護下，走投無路的家人的自白 》，寶瓶文化出版， 每日新聞大阪社會部採訪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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