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半導體、台積電!中年後都該有的3個領導特質,將才的養成,是國家大事

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半導體、台積電!中年後都該有的3個領導特質,將才的養成,是國家大事

示意圖,非當事人。圖/達志

根據科學家的研究,一個人的領導能力,不是先天擁有的,而是後天環境磨練下的結果,有的人終其一生在帶人方面離心離德成了孤鳥,有些人卻會群策群力善用每個人的專長個性,讓他們在對的位子上發揮所長,陳誠、嚴家淦對李國鼎的識人適任,就是管理學上一個活生生的具體例子。

 

將才的養成是國家大事

 

根據筆者長年對 KT 的近身觀察與採訪多位重要部屬所得到的綜合結論,李國鼎的領導能力有三個特質:

 

第一:他不斷吸取知識,提升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筆者跑科技新聞的 1982-1990 年,正是李國鼎大力推動八大重點科技的時期,這八項科技項目包括:能源、生產自動化、資訊、材料、光電、生物科技、肝炎防治、食品科技。

 

後來在 1986 年的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十年長期計畫中又增加了:環境保護、災害防治、同步輻射、海洋科技四項成為 12 項重點科技項目,當時有人批評,項目太廣等於沒有重點,這話也有點道理。不管如何,12 個項目,所牽涉的知識何其廣泛,要列為政策又何其專業也,李國鼎以當時年齡 67 歲開始推動,79 歲退休,這樣的高齡,光是要了解幾項科技領域,一般壯年人尚且不易,他是怎麼做到的?

 

首先,他會請當時該領域的專家寫一、二頁文件,親自向他說明,對談過程中 KT 會專心傾聽並提綱挈領的發問並做筆記,事後有疑點或需再思考的地方,他會請國內相關的專家或幕僚提供看法(並且盯得很緊,幾天內就要有回覆),等他看了相關人才專家的意見後,如果大多數人說得清楚並做正反面分析(跟著 KT 做事的人都知道這是基本要求),那麼 KT 會決定下一步是否要請這個專家,提進一步完整的方案或建議,然後列為下一次科技相關會議探討的主題之一。

 

這些會議來自產官研各領域的專家學者企業人士,深入討論的過程中,有時是 KT 主持、有時他旁聽,如此他對這項科技議題涉及的各個層面已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基於他在劍橋求學時奠定的科學推理、分析習慣,以及在他職場前半段講求效率的實務經驗,他善於系統性思考及分析,迅速抓住重點及推動關鍵因素,凡跟他共事的部屬都自嘆不如。

 

第二:他慧眼識英雄培養優秀團隊

 

KT 一生用人的原則就是「會做事的人」,而這個所謂的會「做事」簡單來說就是:有能力、積極又負責任。在 KT 底下庸才是待不久的,做事推三阻四不夠積極,那更是不行,像這種人,他無法和稀泥坐視不管。記得剛當上經濟部長初期,他不礙於情面,就將次長、主任祕書幾位重要幹部換掉,換上被他考驗過又具有以上做事特質的人才。

 

跟著 KT 做事的部屬或專家學者,都有相同體驗,即他做事很急,到70歲時,走樓梯兩步當一步,找要看的資料,總是祕書幾十分鐘內,就要幫他找到。那時候,中國時報集團有建置豐富完整的剪報資料庫,所以好幾次,筆者幫他祕書找到 KT 要的資料,傳給她。

 

國外專家給 KT 的簡報,他會請祕書拷貝幾份,分送給周圍他認為對這主題有概念的相關部屬或專家。拿到這種簡報條子的人,通常都知道,KT 說好幾天後給他意見,卻是才隔一、二天,就催著要,所以共事久的這些人,都會在收到 KT 條子後,在最快時間內,把意見寫好,準備隨時給他。因此 KT 的字典裡沒有「事緩則圓」這四個字。

 

正因為這種重視團隊專業意見、講求團隊效率的精神,KT 才能在他每一任的行政位子上完成那麼多的事。

 

 

對於選用人才,KT 的說法很形而上,他說:「我想,自己能夠發現好的人才,這一切應該歸之於上帝給我的智慧,和我的信仰很有關係。」

 

第三:他替國家挖掘、培養大量人才

 

很少官員能像李國鼎那樣,了解人才對推動產業發展有著唇齒相依的緊密關係,政府的政策實施,如果事先沒想好「人才哪裡來」的供應問題,那麼一切歸於白談。

 

本書前面提到的「進口替代」,或者 KT 剛接任經濟部長時推動的「加工出口區」、「引進外商電子業」,無一不需要大量的作業員、技術工人、工程師。老蔣總統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順勢補充了大量的基礎人力,各縣市普設的師專,供應了國中小學大量的師資需求,由於師專教育的特色—五年培養師資教育的一切學雜費、宿食費由公家負責,因此,讓許多農漁牧的優秀窮鄉子弟,有了進一步求學的機會,也改善了許多家庭困境。

 

這些 1960-1985 年培育的大批師資,因為養成教育非常完整、多元,身教與言教並重,他(她)們散布全省各縣市、窮鄉僻壤,無疑的,從 1960-1990 年,為台灣社會培養了大量人才,打下身心各方面的良好基礎。從這裡可以知道,一項好的、執行徹底的政策,產生的正面效益多麼的廣泛、深遠。

 

發展八大重點科技時,李國鼎的政策配套裡,一定把培養該領域的重點人才培育,列入其中。例如:為了推動光電工業,他建議在中央大學等設立光電研究所即一例。尤其,四年一期的「電子技術發展計畫」在 1970-1985 年代,紛紛鼓勵交大、台大、清大、成大等國立大學,廣設電子、資工、材料、機械等系所,為後來台灣的電腦產業、半導體產業、光電面板產業預先培育了大量相關人才,讓這些新興科技產業人才供需無虞,才能在 1980 年代開始成長迅速,取得全球發展領先的前置地位。

 

相對於中高階的技術、管理人才,因為我們早年的開放式留學教育政策,鼓勵理工管理相關系所大學畢業生,到國外繼續深造,使得 80 年代起,我們台灣走向研發、高品質的工業方向時,已在美國蓄積了至少將近十萬的科技人才。

 

KT 透過「創業投資獎勵方案」鼓勵各界建置創投基金,筆者猶記得,每隔一、二周,總會有跟創投相關的新聞上報,在國內產業界興起了一股集資創業的熱潮,沒幾年就把新竹科學園區第一期廠區用滿,讓管理局緊接著籌劃第二、三期擴建計畫,園區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筆者每一、二周到園區採訪,看到到處都有新廠房興建中,於是乎,科學園區到了 90 年代就成了亞洲各國、包括中國大陸爭相參觀、學習的對象。

 

除了創投獎勵條例外,KT 那些年常跑美國東西兩岸,舉辦演講、接見學人專家,並透過科技顧問組、經濟部等單位的安排,邀請許多專家人才回台灣考察,把台灣這種類似美國矽谷的繁榮景象映入他們的腦海,回到僑居地後,一傳十、十傳百的傳遍美國各地僑界、科技華人聚居地區,啟動了一批批歸國學人專家回台創業、就業,這種善於運用媒體及活動的動員力量,也是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等的具體貢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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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學李國鼎做事:推動台灣工業發展的關鍵人與重要事》,時報出版,  王百祿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