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走路四十五分鐘，有的時候和朋友或鄰居，但一般都獨自一人，另外花幾個小時工作，除了寫這本書外，還與好友兼共同作者莫林‧列西切﹝Molyn Leszcz﹞為《團體治療的理論與實務》即將出版的第六版編寫最後一章。
多數時間，極為忙碌，不願受到打擾。由於整個心思都放在這本書上，每天早上八點就迫不及待趕著進辦公室。寫作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時候，但到工作結束，卻又開始擔心起自己的心理狀態，預期自己又將陷入深沉的悲傷。
總的來說，對於自己表現得如此之好，我不免驚訝。居然沒被自己所蒙受的喪失打倒，為什麼？對瑪莉蓮的深愛，我深有信心：世上沒有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的愛能夠比擬。過去幾個月，看著她受苦，不知多少次對她說：「我希望我能替妳生病。」我是說，我真的願意把自己的生命給她。
我一再重回她生命最後那可怕的三十六小時：依偎著她，親她的額，吻她的頰，縱使她往往毫無反應。她的死對我們兩個都是一種解脫。對她來說，解脫了不斷的嘔吐、疼痛，以及向無數她深愛的親友家人道別的極端疲憊。對我來說，則是解脫了幾個月來看著她受苦的無助。
最後那三十六小時是我最大的痛：她所接受的嗎啡及樂眠錠﹝lorazepam﹞，即使劑量很小，阻斷了她的溝通能力，當她短暫睜開眼睛，對我微笑，想要說一兩個字，卻又昏睡過去。我是多麼想跟她說說話呀！記得我還無端地對安寧病院的護理師發脾氣，怪她給的嗎啡太重，害我失去了跟她說話的最後機會。
另外一個告別的場景，一個早已經不復記憶的場景：我與癌症末期病人團體一同工作的那些年，沒由來地從遙遠的過去飛進了心裡。病人病得太重無法參加團體治療時，要求家訪的不一而足，通常我都來者不拒。
一天，伊娃，一位中年婦人，卵巢癌末期，很少缺席團體聚會，提出了要求。接到電話後，來到她家門口，照護員引我進屋，去到臥室。伊娃剛小睡醒來，見到我笑逐顏開，聲音虛弱沙啞，要求私下說話。照護員退出房間。
人顯得非常衰弱，原來很有力的聲音變成了喃喃細語。她說，醫生告訴她，她的來日不多，勸她去住院，她拒絕了，說她寧願死在家裡。然後轉頭向著我，伸手握住我，深深地望著，說：「歐文，最後一個要求，拜託，可以上床躺我身邊麼？」
如果我拒絕──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儘管為自己辯護，腦子裡卻升起醫療倫理委員冷峻嚴肅的面孔。沒脫鞋子，我在她身邊躺下，雙手交握，和她談了大約二十五分鐘，互道別離。為這位善良的女士帶來些許安慰，我感到值得。
回到現實，心思又轉到深埋土裡躺在棺木中的瑪莉蓮。但我既不能，也不願意，把思緒停留在墓園或她的棺木──因為，我知道親愛的瑪莉蓮並不真正在那兒。
我相信自己好多了，悲傷不再。或許是混亂與絕望麻木了我。但沒過多久，收到派蒂‧柏格的一封電郵。她的先生，鮑勃‧柏格﹝Bob Berger﹞，我們打從醫學院念書起就感情甚篤，直到三年前他過世。在他人生快走完之前，我們合著一本書《我要報警》﹝I’m Calling the Police﹞，寫他納粹屠殺期間在匈牙利的死裏逃生。
派蒂‧柏格的電郵附了一張漂亮的照片，三年前瑪莉蓮攝於一株花朵盛開的木蘭下。看著那張照片，過去的幸福時光又點燃了我的悲痛，將我拉回現實。我心裡明白，前面的日子，我還有的是苦要受。
如今，雖然已經八十八歲，人生還有許多要學的──主要是學習一個成年人的獨自生活。一生中我做過許多事情──成為醫師，照顧過許多病人，教過學生，寫過書，養育了四個可愛、大方、有創意的孩子──但長那麼大了，從未一個人獨自生活過！沒錯，聽起來不可思議，但千真萬確。我驚訝自己，不斷重覆念著：長那麼大了，我從未靠自己一個人獨自生活過。
瑪莉蓮和我高中相識之後，從來沒有分開過，直到她搭上火車去麻州念衛斯理學院，我們才異地而處。我留在華盛頓特區，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修預科課程，和父母住在一起，除了拼命用功之外，啥都不會。
我拼命用功是有道理的：那個時候，整個美國，醫學院給猶太學生的名額只有百分之五。不知從哪裡得到的消息，聽說醫學院有時候會同意特別優秀的學生大學部只念三年而非四年。這對我來說太重要了：我是非瑪莉蓮不娶的，卻又飽受哈佛學生的威脅，他們給她的，有太多是我沒有的──文化、財富、家庭聲望。
於是，我抓住這個機會，縮短我和她分離的時間，下定決心提早一年進醫學院。解決之道再清楚不過：若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大學部連續三年全拿特優，他們就會收我進喬治華盛頓醫學院。事情果然就這樣實現！
我們念大學分離的時日，瑪莉蓮和我保持密切聯繫：每天一封信從不間斷，偶爾通個電話﹝那個時代，從華盛頓打到新英格蘭的長途電話很貴，而我連一分錢收入都沒有﹞。
進了喬治華盛頓醫學院，只念了一年，我就轉學到波斯頓大學醫學院，可以和瑪莉蓮更接近些。我在瑪爾波羅街﹝Marlborough Street﹞租一間房，與另外四個醫學院學生合住。每個周末都和瑪莉蓮共度。
醫學院第三年我們結婚，此後，一生都是和瑪莉蓮一起生活。先是在劍橋，然後我實習時在紐約一年，念約翰‧霍普金斯時在巴爾的摩三年，服兵役時在夏威夷兩年，最後，到了史丹佛，在加州帕洛奧圖共度餘年。
事到如今，我八十八了，瑪莉蓮死了，我才發覺自己有生以來第一次獨自生活。有許多事情，不得不有所改變。看到一個好電視節目，就很想告訴瑪莉蓮，我一再提醒自己，瑪莉蓮已經不在了，這個電視節目，這個生活片段，縱使瑪莉蓮無法分享，還是值得我自己珍惜、回味的。
類似的事情經常發生。一個婦人來電，要跟瑪莉蓮講話。我告訴她，瑪莉蓮已經過世，她在電話中哭起來，說她十分想念瑪莉蓮，瑪莉蓮對她有多麼重要。電話講完，我又得再一次提醒自己，這事情也只能到我為止，無法跟瑪莉蓮分享了。
但我這不是在說寂寞。我這是懂得了，有些事情即使只是我一個人經歷，即使無法與瑪莉蓮分享，並不會減損其價值、趣味及重要。
聖誕節前兩天，全家三代都回我家來──四個孩子和他們的丈夫及妻子、六個孫子和他們的丈夫及妻子──約二十個人，每間臥室、客廳、瑪莉蓮的辦公室、我的辦公室，全都睡滿了。孩子們在談晚上的菜單及活動，突然間，我僵住了：聽得到他們說話，卻動彈不得，覺得自己有如一尊雕像，孩子們越來越擔心。「爹的，你還好吧？爹的你怎麼了？」
接下來，生平第一次，我痛哭失聲，十分困難地說：「她不在這裡，哪裡都不在。瑪莉蓮不知道今天晚上這裡的一切，不知道，不知道。」孩子們嚇得不知所措：他們從來不曾看我哭過。
家人團聚歡度聖誕節及光明節，每個人都強烈感覺到，瑪莉蓮不在了。由於人多，聖誕夜我們從附近一家中國餐館叫菜。等待晚餐送來時，我和維克多下了一盤棋。中間有點空檔，突然間，有種想跟瑪麗蓮說些什麼的衝動升起。跟兒子下棋時候，全神貫注，棋下完了，空虛就趁虛而入。
除了大二那年她人在法國，接下來連續七十年，聖誕夜我都是和瑪莉蓮一起過。那些我們一起度過的聖誕夜，所有的一切──聖誕樹、禮物、唱歌及烹調──我都感覺得到，無聲地在記憶中流淌。但今年完全不一樣了：少有歡笑，沒有聖誕樹。我覺得寒冷，站到暖氣出風口前才覺得好些。我愛這裡的每一個人，又有兒孫環繞，但卻覺得空虛。關鍵在於想念。
聖誕節，女兒負責主菜北京烤鴨，其他人做不同的菜，彼此間毫無搭配。大家都明白，許多人也都說，如果瑪莉蓮在，我們就決不會叫外賣過聖誕夜，也不至於聖誕節各煮各的，弄得沒一個整體。
此外，瑪莉蓮在的時候，聖誕節及光明節的晚餐都是由她帶領，講幾句正式的話，通常都是讀經。在這個第一次沒有她的節日，我們全都覺得失落：沒有正式的起頭，大家坐下來就吃。我懷念那儀式性的讀經，視之為理所當然，一如愛妻所給我的一切。
過去十年，每到聖誕節，孫女艾蘭娜，從她十六歲那年起，都會和我按照我母親的食譜烘焙奇煪餅﹝kichel﹞。如今愛蘭娜長大成人，念醫學院四年級，已經訂婚，今年，奇煪餅就由她帶頭負責。
前一天晚上，她和我就準備好麵糰、酵母及奶油，一大早，揉好發酵的麵團，加入葡萄乾、堅果、糖及肉桂，做出三十多張鬆軟的酥餅。這一次，懷著悲傷準備一切，兩個人都想，要是瑪莉蓮在，不知會有多愛這些餅。
這個家越來越大，過去兩個聖誕節，我們都是每個人買一件禮物用抓鬮的。但今年，禮物不買了，太多的悲傷，送禮物收禮物，大家都沒那個心情。
接下來幾天，都有孩子們陪著，所以不擔心寂寞。聊不完的話，可口的餐點，下棋，拼字遊戲，打牌，有的玩的。等孩子們走了，我一個人過除夕。感覺卻出乎意料地好。我原本好靜，管得住寂寞。
當午夜臨近，打開電視看各地的跨年，從紐約時代廣場到舊金山，這才突然想起，七十年來，這是第二個沒有瑪莉蓮在我身邊的新年﹝第一次是她在法國念大二﹞。
電視上，時代廣場萬頭鑽動，歡聲雷動，我關掉聲音。沒有了瑪莉蓮，真實生活不再。我覺得沉重，悲傷，明白這無人能解。瑪莉蓮死了。想像著她棺木中衰敗的軀體。如今，她只活在我心裡。
(本文摘自《死亡與生命手記：關於愛、失落、存在的意義》，心靈工坊出版，歐文‧亞隆, 瑪莉蓮‧亞隆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