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拚命的工作，讓他絲毫沒有察覺自己的身體負荷不了，直到因為老是胃痛，到醫院一檢查才知道已是肝癌末期。
一切變化得太快，丈夫住院之後，整個人像消了氣般，再也無法恢復精神與體力。不過兩個月的時間，丈夫倒下不起，留下她獨自一人生活著。
有人為她慶幸：還好沒有孩子，不然日子可苦了。但媛麗笑不出來，她不知道獨留自己一人在世能做什麼。
他們夫妻倆因為無法生育，早早就規劃將來要如何一起養老，一起過著退休生活。因為丈夫的疼愛與不忍心，媛麗沒有像許多女性為了生孩子吃了許多苦頭，反而可以規劃自己喜歡過的生活。
但丈夫怎麼突然就離開了她，她還來不及告訴丈夫「不要離開我」，還來不及說「我不想失去你」，丈夫便已丟下了她。
媛麗根本沒有勇氣告訴自己，她已是一位喪偶的女人，她也不敢承認，從某天開始，丈夫再也不會出現，再也不會關心她：「今天，妳過得好不好啊？」
她只能戴著這支錶，假裝丈夫在她身旁，陪著她、保護著她，和她一起面對所有的困難。她知道自己是自欺欺人，但她真的還沒有勇氣接受丈夫已不在。
她對著手錶說話，看著手錶、摸著手錶，感受丈夫有力的手握著她，這是別人不會懂得的感受，只有她，能深深的感受到。
在悲傷歷程中，最令人陷落的，是那些盤旋在腦海中的深刻記憶，只有自己一個人記得，忘也不是，記也不是，在忘與記之間，不斷擺盪。怕忘了，親人的生命就煙消雲散了，什麼也沒留下；怕記了，要獨自感受深刻的悲傷，遲遲無法迎向下一段生命的開展。
無法找到可以安心的選擇，怎麼做似乎都不對勁，於是白天時，抑制自己回想起任何記憶，卻在夜半獨自一人時，無法克制的想起種種。
不要想、不要提，是「隔離」感覺的好方法，卻不是「處理」悲傷的好方法。悲傷最需要的過程是——完成哀悼與懷念，也就是充分的回顧和這個人曾經相處、相伴的所有記憶。
充分回顧，是一段很長的過程。至親摯愛伴了你多少歲月，或許你就需要等量，甚至雙倍、三倍的日子，來回顧你們曾經共有過的記憶。那些點點滴滴的細節、點點滴滴的感受，只有你一個人懂、一個人能體會。
你的回想不是沒有意義的，你的回想是要找出——這個親人究竟在你生命中留下什麼，在你心中的哪個位置，你們曾如何共織了生命故事，過去付出給彼此的是什麼？還有，你們之間有什麼重要記憶？
如果你願意回想，必然會在回想的過程中，同時感受到「無法再擁有」的痛苦。這或許就是許多人拒絕回想的原因之一，因為害怕經歷「無法再擁有」的痛苦與心碎，於是也一併拒絕回憶起那些有關兩人的重要記憶。
哀悼無法再擁有的痛楚
在失落事件裡，正因為這些「無法再擁有」，而讓人感到分外悲傷。如果拒絕感受「無法再擁有」的痛苦，也等同於拒絕接觸自己的悲傷。
曾經擁有，如今失去；曾經被填滿的，如今可能經歷到強烈虛空。這種從有到無的歷程，需要的正是「哀悼」，以哀悼來適應這一切的改變與落空。
「哀悼」是走過悲傷的重要歷程；有人以不斷的往返墓地訴說悲傷心情來完成哀悼，有人以親手為親人打理後事來完成哀悼，有人以不斷翻閱照片來完成哀悼，有人以寫下與親人有關的故事來完成哀悼。
哀悼的方式與歷程雖不同，但都是為了充分表達對失去之人的不捨與懷念。
在多數的情況中，人只需依照自己的意願，進行屬於個人的哀悼歷程，但有些情況，社會的態度卻介入了個人的哀悼歷程，剝奪了個人可以哀悼與可以悲傷的權利。
外國學者朵卡（K. J. Doka）提出「社會剝奪悲傷的權利」將使人的悲傷惡化。很多人的悲傷幽幽沉沉的一個因素正是如此；旁人、社會的不允許與不理解，甚至是批評與勸誡，都讓悲傷沒有獲得足夠的空間、合理的時間來處理與面對。
我曾遇見一個女孩失去男友不過一年，旁邊的人就急著要她拋開過去，趕緊投入另一段感情，並且指責她不夠堅強、不勇敢，才會這麼難過。她泣不成聲的在我面前哭訴著：「他們為什麼沒有看見我在失去重要的人之後多麼努力才能活下來？他們為什麼沒有看見我的辛苦？我真的這麼不好與不對嗎？」
這就是一種因沒有合法關係（例如：男女朋友、同居伴侶、同志愛侶、第三者家庭、流產的未出世孩子），而被剝奪悲傷權利的實際例子。
而那些孩子過早死亡，甚至不幸流產的婦女，在社會中，更失去了悲傷的權利，社會以各種說法來試圖讓失去嬰孩的父母相信，「失去孩子不算什麼，反正再懷孕就有了」。
一些還未見到孩子出世就失去孩子的女性，她們體會到：社會不容許她們經驗自己的悲傷，那些痛苦的情緒感受往往被視為是沒必要的，更遑論是否可以找到支持她們的情感、傾聽她們心聲的親友。
因此，來到我面前的她們，忍受不住的哭泣，在哭泣中，我看見她們多努力抑制，以致那種動彈不得的悲傷令她們十分痛苦。
被剝奪悲傷權利的不只是沒有合法關係的喪親者，還有那些不被社會允許的死亡方式（自殺、愛滋病、墮胎等），和不被允許悲傷的族群（男性、小孩、老人、專業人員、宗教人士等），都使人無法順利承認悲傷、表達悲傷、疏通悲傷。
以自殺來說，社會對於自殺者的遺族往往抱著歧視的眼光，並且覺得發生這種事是不名譽的，代表這家庭出現問題才會有人自殺。
因此，自殺者的遺族只能保持沉默，讓自殺事件成為家庭說不出口的祕密，成為一種共謀的沉默。
而對於選擇自殺的親友滿腹諸多的疑惑、懊悔、痛苦與遺憾感受，都只能默默承受，深怕當說出自己的悲傷時，旁人不僅無法理解，甚至會說：「不要說、不要提，提這種事很沉重，別再提了。」
那些沉重，只好深深的鎖在心頭上，不能說，不能表達，也不被允許可以哀悼。
容許人可以悲傷
我們社會的主流聲音常會塑造出一些刻板的形象：如果你是專業人員，你「應該」很能處理問題，「應該」不會悲傷到要人協助；如果你是男人，你「應該」不能哭，不能看起來很沒用；如果你是小孩，你「應該」不要知道太多，「應該」要乖要聽話，不要惹麻煩；如果你是老人，你人生經歷過這麼多，你「應該」看開點，「應該」不要讓自己一直活在悲傷中，「應該」不要想太多，好好的過日子。
這些「應該」，讓一些人的悲傷被忽略，也讓一些人的悲傷被視為「不應該」。以致悲傷只能隱忍，或是埋著頭，硬撐著要自己獨力承受。
無法順利表達的悲傷，有很大的可能會演化成複雜困難的悲傷型態。這複雜且困難的悲傷不只含有原本死亡事件帶來的傷害與毀壞，還包括後續在死亡處理過程中所遭受的社會眼光、評論、輕視或忽略。對悲傷權利被剝奪的人而言，受苦、受傷成了無法停歇的經驗。
任何人都有悲傷的權利，無論他所失去的人是否具有合法的親屬關係，或是經歷什麼形式的死亡，又或者是什麼樣的角色、身分，當他經驗到因失落而引發的悲傷時，他便具有權利表達、抒發與充分哀悼悲傷，因為他有權利，成為真實的自己，表達真實的自我。
當然，要使社會改變成我們期待的樣子，比如能允許人悲傷，能給予人悲傷的尊重與權利，是非常難以實現的社會理想，但也不要因此就依隨社會的態度，剝奪掉自己悲傷的權利，將自己的悲傷視為不該存在的部分，忽略了自己有表達悲傷與體會悲傷的需要。
悲傷，無法切割
曾有些喪親者來尋求我的協助，是期待我切割掉他的悲傷，或是要我幫助他不要痛苦。我總會回答，這很難，事實上，我辦不到。因為悲傷要的不是切割或移除，而是哀悼與調適、消化。
若為了想避免經驗悲傷的痛苦，而將生命裡重要的人遺忘，將悲傷壓抑在內心深處而不感受，那麼人會活得死氣沉沉，沉重且空洞，猶如行屍走肉，生命的存在也會變得毫無意義。
痛苦，在生命旅程上，並非全然是無意義的，就如同摯親即使不存在於我們生命中，也不表示意義就消失了。當我們能闡述經驗之於自己的感受和體會時，發生在生命中的遭逢，必有其獨特的意義。
如果想要結束痛苦，唯一的方法就是經歷痛苦。將痛苦歷程走過，將痛苦歷程走完，直到痛苦完全的被看見、被感受、被面對與被接受，直到痛苦不再被抗拒、被否認與被拒絕。
當人不再覺得痛苦是威脅，或是不堪與羞恥時，痛苦，就不再會讓你受苦了。
當你能真正接受了痛苦的自己，真正的不再抗拒，而讓自己確實走在其中，你才可以充分的思念、充分的哀悼，也能充分的走在生命所安排的步調上，緩慢的體會人生，也充分紀念那些曾經擁有的、曾經相遇的。
(本文摘自《於是，我可以好好說再見──悲傷療癒心靈地圖》，寶瓶文化出版，蘇絢慧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