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專業認同（professional identity）的轉變以外，處於這個階段、擁有孩子的夫妻，還必須面對作為父母親的身分轉變。
當孩子離開家去讀大學，踏出邁向成年的第一步時，他們不再積極參與孩子的日常生活。
這樣的改變讓許多父母親（尤其是擔任主要照顧者的那個人）覺得自己是多餘的：「如果我現在不是凡事親力親為的父母，那我是誰？如果他們不再那麼需要我，那我該做些什麼？」
二十三年來，薩拉（Zara）都扮演主要照顧者與次要工作者的角色。薩拉的丈夫穆罕默德（Mohammed）在一家國際礦業公司工作，由她負責照顧三個孩子；在這段期間，她一直都有自己的工作。
然而，在他們最小的孩子上大學的那一年，薩拉遇到了瓶頸—「我頓時失去了生活重心，那是我身分認同的一部分。整個家都圍繞著我打轉，然後突然就只剩下我和穆罕默德兩個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存在的價值。
就像我訪問過的某些主要照顧者一樣，當薩拉的孩子離開家時，她的自尊與自我價值受到了動搖。
她坦言，她最害怕「變成一個悲苦的老女人，看著自己的孩子逐漸茁壯，並抱怨他們把自己丟下」。
看著孩子們的未來充滿無限可能（你也曾經是如此），在感到驕傲的同時，你或許也會有些失落。當然，你想把最好的都給他們，但這也提醒了你，從很多方面來看，未來都不屬於你。
比方說，諾姆描述他的兒子丹尼爾暑假在歐洲自助旅行時，用「這喚醒了我的青春回憶，令人心痛」來形容。孩子四處冒險，不停地提醒著我們，青春一去不復返。
作為父母親的身分轉變，通常會使夫妻關係也跟著改變。養兒育女這件事將夫妻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為了孩子，我們掩飾彼此的差異，一直裝作一切都沒有問題。當孩子離開家之後，他們也沒有必要再繼續這樣下去了。
這些角色轉換帶來失落感，他們喪失自我認同，進而產生空虛感；他們因此必須面對某些迫切的問題。但這些轉換也顯露出些許的可能性。
出現新的機會
孩子離開家之後的這段時間，過去常代表一個人進入職業生涯的後期，緊接著是退休、成為祖父母，以及健康狀況持續下滑。
但如今已不再是如此。首先，我們的平均壽命逐漸增加，我們保有健康的時間也變得更長。若你出生在一九六○年代的西方國家，你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機率可以活到九十二歲以上；若你出生在一九七○年代，你有百分之五十的機率可以活到九十五歲以上；若你出生在一九八○年代，而且幸運地落在前百分之五十，你則可以活到九十八歲以上。
當我們的平均壽命提高時，從孩子離開家到他們為人父母的時間也變得更長。總而言之，當我們從密集教養（intensive parenting）和祖父母的責任中解放出來時，可能還有二十年以上的時間保有健康，能夠工作，並面對生命的課題。
在這段時期（前幾代很少有人享有這段時間），各種新的機會出現，而雙薪夫妻通常更容易抓住這些機會。因為他們在大部分的職業生涯裡都擁有兩份薪水，與只有其中一人賺錢養家的夫妻相比，他們通常擁有較多的預備金。
同樣的道理，他們沒有什麼大筆的開銷—房貸可能已經繳清，在繳完大學的學費之後，孩子的花費就會大幅減少。這都意味著，他們在財務上變得較為自由，讓他們得以做出一些改變。
除了財務上的改變以外，很多夫妻也比以前享有更多彈性。因為孩子已經離開家，他們不再被綁在固定的地方；他們可以在寒暑假以外的時間去旅行，甚至搬到其他地方居住。儘管很少有人能提早退休，在這個階段，他們擁有更多選擇。
對想要轉換跑道的夫妻而言，自由工作者、兼職身分與創業家的多樣化組合（我將在第9章詳細說明這個部分），都是可能的選項。現在有越來越多人在他們剩下的二十年職業生涯裡，學習新技能，並且做出巨大的職涯轉變。
這些新機會的出現，正好是我們改變目標的時候。人們也許不再追求單一目標──爬到公司高層，或者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家。我發現，他們通常會在數個不同的領域設立目標，努力在這之間取得平衡。在工作上有所成就還是很重要，但重拾過往的興趣、追尋新的愛好，花時間與家人和朋友相處也非常重要。
此外，在這次轉變期間，思考自己能留下些什麼，以及人生的意義，也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因為我們很焦慮、不想浪費時間；我們在這些新機會與失落感之間拉扯，因此感到急迫。我們急著善用時間，急著把生活過得豐富精彩；我們也急著想知道自己現在是什麼樣的人，以及想成為怎樣的人。
(本文摘自《雙薪家庭進化論：打造神隊友，成就彼此的愛情與事業》，遠流出版，珍妮佛．彼崔格里利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