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沿著普吉特海灣下游沿岸，在這個壯麗的夏日早晨，從西雅圖一路疾駛到波特蘭。我其中一個女兒當時住在波特蘭，所以我經常搭火車往返。
像大多數人一樣，我在旅行時不會找機會與陌生人交談—這是可惜的，因為當我決定參與並將同車夥伴視為人類同胞對待時，竟為我帶來了變革性的時刻。
那天火車很擁擠，我無法選擇與人群保持距離。我與兩位女士共用一張桌子—她們兩人都是醫生，也都離開了傳統的醫療體系，因為體系中的混亂使她們感到厭惡，讓她們感到一種完全被打敗的感覺。她們在搭上這班擁擠的火車前，並不認識彼此；但能如此迅速找到共同點，也不感到意外。
我問她們，我們醫療體系中的哪一部分是最破碎的？ 她們立即異口同聲地回答：「我們死亡的方式。臨終醫療。」這是二○一二年的事，美國的死亡方式不會出現在頭版新聞。（圖．葛文德的《凝視死亡：一位外科醫師對衰老與死亡的思索》直到兩年後才出版。）
我對此大感意外，請她們提供更多訊息給我。很快地，我得到了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兩個毀滅性的統計數據：臨終醫療是美國家庭破產的首要因素；雖然八十％的美國人想在家中死去，但只有二十％的人會如願。
我問她們是否同意，「如何結束生命」是美國人沒有進行、但卻最重要且最昂貴的對話之一。她們完全同意。
然後我又問了，如果我創辦一個名為「讓我們共進晚餐、聊聊死亡」的全國性活動，她們是否認為我能得到醫生、保險公司和患者—基本上就是每個人—的支持？ 「當然，」她們說。「這事必須要發生！ 」我們三個人在這個類似「歡聚一堂」的時刻握手言歡，一個新團體誕生了，儘管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那兩位醫生。
我講這個故事是因為它代表了死亡晚宴的核心，也啟發了這個問題的產生。
當我們思考──真正思考──想要如何死亡，並與他人談論，就會有更多機會讓它實現。我不會在每次死亡晚宴中使用這個提問，但它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
如果你只剩下三十天可活，你會如何度過？ 你的最後一天會是什麼樣子？ 誰會在你身邊？
在這幾個問題所喚起的諸多事情中，或許最重要的感傷的情緒是「你只會死一次」。
我們仔細考慮並計劃著我們的婚禮、孩子的出生，我們認為這些時刻是重大轉變。然而，如果我們否認生命終點需要同等層次的考慮，就等於否定了我們的大部分，也許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們實際上都終將一死。
我們可能無法控制最後幾天或幾小時的樣子、或那些日子會像是什麼樣的感覺，但我們可以盡力確保自己的願望被妥善傳達和實現。
有些人說他們想獨自死去，我之前也是這麼說的。當我的時候到了，我以為我會喜歡獨自走入樹林裡，安靜地死去，不成為任何人的負擔，就像貓一樣。但當我在一次死亡晚宴上，第一次大聲說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時，從我口中說出的，並不是高尚的獨行者故事。
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希望我的兩個女兒──沒有其他人──和我在一起。
我認為這不會給她們帶來負擔，而是送給我們三個人的禮物。這樣的認知從那一刻開始改變了我為人父的方式。
我意識到我讓孩子與我在許多情感和經歷上保持著「安全」距離，因此，她們在我出現時，並沒有感受到情緒上的安全感。有某些事情是我們不會與孩子分享的；但我們的情感、感受的深度，卻是不能與孩子分離的。
思考我們在人生最後的日子、最後的時刻想要什麼，顯現了我們對人生所熱愛和重視之事。人們談到想要和他們的狗在一起、想吃巧克力蛋糕、或盯著大海看。「我想在最後幾天來點迷幻蘑菇，」我的朋友喬若有所思地回答。「然後，在最後一天，我想吃一大堆又大又軟的鬆餅，然後我想要做愛。」
我在最開始幾次主持的死亡晚宴中，使用了「三十天」系列問題，我特別緊張，因為參與者中有United Healthcare 的總裁、慧儷輕體（Weight Watchers）的執行長、TEDMED營運長、來自《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大衛．愛溫．鄧肯、沃爾瑪健康部門副總裁。
我不容易受到客人名單的影響，但用這種方式來預覽這個新活動的效果，感覺有點可怕。
其中一位客人是奧莉維亞．蕭，她把椅子向後推，輕易地引起整個房間的注意。
到目前為止，我是唯一一個說話時站立的人，所以我感覺自己的血壓飆高。奧莉維亞謹慎地看著每個人的眼睛，開門見山地說：「我不知道你們其他人怎麼想，但在我呼吸最後一口氣時，我希望赤身裸體地在我男人上面，享受這輩子最狂野的高潮。」
房間爆出笑聲。入口已經打開，在接下來的時間裡，餐桌上的熱絡程度漸趨成熟。感謝奧莉維亞，從此我在進行每一次的死亡晚宴時，都會帶著閃閃發光的雙眼，為世俗、猥褻、人性預留空間。
死亡、臨終和生命完結篇的議題需要幽默和誠實。想像一下沒有快樂、眼淚和笑聲的出生會是什麼樣。如果我們將死亡看得過於珍貴，將會扼殺這經驗中的人性，無論是在晚餐還是在前廊的折疊椅上談論，都是如此。
瑪麗亞對於要準備死亡晚宴感到非常恐懼，這次她要主辦與家人共同參與的死亡晚宴。這是她的第三次晚宴，第一次是參加在我公寓舉辦的；第二次是她在朋友圈主辦的。
她初次擔任女主人的嘗試非常順利，讓她體會那樣的經驗對每位客人都非常有意義，也讓她們的情感更緊密連結。
那麼，她怎麼不為父母、姐姐辦一場死亡晚宴呢？ 在談到生死問題時，除了丈夫之外，這些人是與她最緊密相關的了。但顯然這風險感覺高出許多，因為是，嗯，家人。
當天的晚餐，她遵照姐姐的要求，從附近的餐館訂了姐姐最愛的披薩；她再補充了自製的蔬菜湯、沙拉和大量的酒，作為這頓晚餐的內容。瑪麗亞的丈夫用三明治和電影將孩子們安置在樓上，在強烈的雞尾酒幫助下，瑪麗亞覺得已經為這個晚上做好準備了。
一開始不怎麼順利。瑪麗亞的姐姐，康思坦絲和她丈夫帶著他們三歲和五歲的孩子出現，瑪麗亞忍不住驚訝地說：「哦！ 我沒想到妳會帶孩子們來。」康思坦絲臉紅了，瑪麗亞很快就說：「別擔心，沒事的。我們讓他們和表兄弟們一起在樓上看電影。」
康思坦絲需要一段時間調適心情。顯然她一開始並不期待這次晚餐，然後又因沒人預料她會帶孩子來而感覺難為情。「妳之前大可以明說，」她告訴瑪麗亞，「我不知道不能帶他們來。」
「沒事的！ 」瑪麗亞說道。「放輕鬆啦！ 一切都很好。」
瑪麗亞還有一些工作要做。康思坦絲的丈夫開玩笑說要在晚宴中查看足球比分，希望不會影響到晚宴進行。瑪麗亞的父親彼得有點輕聲又不算太輕聲地說「不行」。瑪麗亞的媽媽，喬，討厭任何形式的不和，痛苦地努力嘗試要營造出歡樂的氛圍。
康思坦絲仍然臉紅，顯然還在對不該帶孩子們來的溝通不良而感到沮喪。瑪麗亞很急躁，她擔心夜晚已經無可挽回地偏離正軌了，現在她還擔心是否能在一部兒童電影的時間長度內，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活動正式開始。大家輪流向一位已逝摯愛致敬，這讓所有人都放鬆了一些。然後，瑪麗亞問大家想要如何度過人生最後三十天、最後一天、最後一小時，此時事情變得非常有趣。喬說她不想知道。
「沒關係，媽，假裝妳知道就好了，」瑪麗亞說道。
「我知道，但我說我不想。」
「遊戲不是這樣進行的啦，」彼得說。
喬深入思考了一下，說她將在最後三十天與朋友一起散步、打麻將，與兒孫共度。
然後，大家轉而討論人們在死亡晚宴上對這問題的答案有哪些。
瑪麗亞的丈夫艾略特提出：「很多人都回答想要性愛。」他和瑪麗亞一樣，都是第三次參加死亡晚宴。「很多人都希望這樣走掉。」天哪，艾略特在我父母面前提起性！瑪麗亞想。她已經準備好要卸下防備展現脆弱，與家人進行深入的討論，但可不包括性愛啊。
她緊張地環顧餐桌四周，看看是否有人像她一樣尷尬。
喬看起來若有所思。「你知道嗎，我爸就是那樣死的，」她說。
「什麼？ 」瑪麗亞問。喬的丈夫彼得回應了這個令大家意外的訊息。
「我的意思是，從技術上來講，他是在醫院去世的。但他是在做愛時中風才被送到醫院去的，然後就沒有醒過來了。」
喬接著解釋說，在父親去世前的一個月，他就懷疑自己的日子已經不多了。他並不是隨便猜想，他患有心房纖顫、心律異常，曾經小中風過。
當喬帶他去看醫生時，醫師建議做進一步的檢查。但他不想要任何檢查。他出生於一九一五年，在德州的一個小鎮長大；他曾經歷過好幾位家人死於傷寒，並在二次大戰時從軍打仗。
他到哪裡都戴著紳士帽，過著簡單正派的生活。如果杜魯門總統有一種含糊的德州口音而不是密蘇里口音，那麼他將成為瑪麗亞祖父的完美替身。他稱結婚五十多年的妻子為「媽媽」，而她稱他為「爹地」。身為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他相信當你的時間到了，就是到了。
喬記得在最後一次探望爸爸的那天，竟然罕見地和他爭吵起來，因為他不斷提起死亡。 「爸，別再談死這件事了，」她懇求道。「你不會死的。」
幾個星期後，他在半夜轉向他的妻子。「媽媽，」他說，「妳想做愛嗎？ 」
就是這樣。一餐桌的人都震驚無比。
「我簡直不敢相信，」彼得插話說道，「這五十年來，妳竟然都沒有告訴我這件事。」
「這太噁心了，」康思坦絲說，但她笑了。
「這太棒了，」瑪麗亞說。她喜歡親愛的祖父以這樣的方式結束人生，這和他實在是太搭了。
晚餐從這裡開始變得美妙無比。
輪到彼得分享時，他說：「現在想到這一點很奇怪，當我以為我可能只有三十天可以活時，倒是沒有想這些。」
將近二十年前，當時五十三歲的他被診斷出患有結腸癌。在診斷和手術之間的一週當中，感覺像是漫無止境的等待。根據手術後的結果（手術後會知道癌症擴散的程度），他可能還有三十天或一年可活、也可能有機會再多活三十多年。
在那週與喬、他父母以及孩子們進行的許多談話中，完全沒有談到如果只有一個月可活的話會做什麼。因為他不願想這件事。
令人高興的是，手術的結果良好，經過長時間的化療後，彼得完全康復。有了復原的安慰，「如何度過生命終點」的問題感覺就像是比較安全的地帶，他和大多數面臨可能的末期絕症病人一樣，在多年來常會頻繁地想到這個問題。在死亡晚宴的這個晚上，彼得將他二十年來斷續思考過的想法都整理在一起。
「我會把第一週的時間拿來閱讀，」他說。「我想研究最好的思想家對靈性、死亡、存在的看法。我不會閱讀原始經文，而是閱讀有關經文的摘要或書籍。然後我會閱讀有關佛教和猶太教的資料。我想知道其他宗教對生命意義的看法。我希望有機會擴大自己的想法，以過去沒能空出時間去做的方式來深入探究。」
「然後我會自己去旅行，」他說。「我想獨自一人去世界上我不熟悉的地方。」許多人說他們希望在去世前看看這個世界，但那不是彼得的重點所在。相反的，儘管彼得不是佛教徒也從未研究過它，但他自然會傾向於想要一種「不著」的體驗，不依附在任何人事物之上。
「我想自己一個人去，擺脫我所有的東西、我的成長經歷、關係和連結。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想完全的匿名，並進入世上其他陌生的地方。」
他解釋說，在此之後他就會回家，做完全相反的事情。他想花一週的時間瀏覽家庭照片，回想過去、重溫美好人生時光。他想播放六○、七○和八○年代的音樂，帶他回到那時候的時光與所在。
在最後一週左右的時間裡，他想與孩子、孫子們共度時光，談談他學到了哪些、他在世上看到了哪些、以及自己過了什麼樣的一生。他不希望留下任何未說出口、未分享的哲學或反思。
最後，他想和喬一起度過最後的日子，他倆結婚已將近五十年。「在那時候，」他解釋說，「沒有必要說太多。我們已經把該說的都說了，這時只要靜靜坐在一起就好了。」
我覺得彼得的方法很有意思，他像是從一個導演的角度來看人生的最後一個月，先用長鏡頭廣角捕捉人生全貌，然後再縮小進行特寫，最後漸漸淡出變成黑幕。這一個月的時間平均分為兩集：《顯然這就是人生》和《這就是我的人生》。
(本文摘自《那些生命中的美好與失去，我們邊吃邊聊吧》，高寶出版，邁克‧赫布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