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寒流把城市裡的空氣都颳凍了，沒下雨，風卻在台北颼得流連忘返。鄭自才並不怕冷，但這種天卻勾人懷舊，無管好的、歹的，往事都吹得比風還勁，呼呼地向他頭殼裡鑽了進去。
這天他為接受訪問，也為了要順道到出版社看看正在付印的新書，早早就到出版社樓下候著。他向來是那種把時間抓得又得體又精準的紳士，早到晚到對人都不好意思，約好的時間既然是十點，他就直等到整點前幾分鐘，才從容地上了樓。
鄭自才現在已是八十二歲的老先生了，滿頭白髮灰蒼蒼的，但還是把自個兒打點得很有風度，他在頸子上用正統溫莎結繫好了領帶，襯衫燙得光潔平整，西裝外頭則罩上他那件穿了快三十年的駝色風衣。他不大記得這件風衣出自哪個牌子，只記得當年是在溫哥華買的。不過那件風衣確實有些象徵意味，曾經上過報。
一九七○年，鄭自才可是做過一件大案子的，他是「刺蔣案」的策畫者，槍手黃文雄擊發的對象，就是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
雖然在台灣，僅有《聯合報》刊登了一寸平方的小豆腐塊兒報導，其他訊息細節都給壓制得嚴嚴密密。然而這案子卻在世界上轟烈地嘶吼了起來，海外興起一波台灣獨立運動風潮，蔣經國從此沒再出國，就任總統後也開始任用台籍精英。至於鄭自才，他因此在四國坐過牢，海外流亡了二十多年。
一本書，一個了結 現在「想把心中石頭放下，走自己的路」
一九九一年一月，鄭自才才翻牆渡回台灣，然而剛踏上桃園機場，他就被一群穿黑皮夾克的年輕人擋了下來，「他們來就把我抓起來，我就跟他打啊！我打輸了被扛起來丟到飛機上，送回東京。」彼時鄭自才身上穿的就是這件風衣。
脫下風衣，鄭自才在扶手椅上文雅地坐著，說話起來語氣很溫和，完全不像那種湊著鼻尖、講話神祕的暗殺者，但就像他說的：「出了這本書，是要把『刺蔣案』了結，我想把心中石頭放下來，輕鬆地走自己的路。」
畢竟那是淌血的回憶。有時很難分得清楚，是個人創造了歷史，還是歷史沖刷著個人，即使鄭自才說「我不後悔」，但這個案子，卻風暴似地席捲了鄭自才的人生，決定了他這輩子的生存方式。
鄭自才一九六二年赴美，在台灣時，鄭自才成大建築系畢業，原本只想好好找個頭路幹，卻因為沒加入國民黨，原本好好的助教工作莫名就落了空。他家境不富裕，但當時申請到美國全額獎學金，選擇脫離台灣「苦悶的環境」，拿了母親的金戒指、金項鍊在高雄變賣，就飛往太平洋的彼端。
一顆子彈，改變一生 當年送進紐約監獄，「眼淚忍不住流下」
當時許多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都在新大陸受到「民主政治」的洗禮，開始反思台灣蔣家威權政治與恐怖統治的現狀，鄭自才也不例外。赴美隔年，他就參加美國黑人運動的大型示威，「馬丁．路德．金在台上演講，說出『I have a dream』的時候，我就在人群裡，喇叭聲那麼大！我被那種場面震撼了！」接著他更接觸「全美台灣獨立聯盟」，逐漸成為聯盟中活躍的分子。
一九七○年，鄭自才還是個三十四歲的壯年，在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取得都市設計碩士學位，任職於紐約市知名的Marcel Breuer建築師事務所，娶了太太黃晴美，還生了一男一女，前途大好。
細節歷歷在目，「四月四日，《紐約時報》公布了蔣經國訪美的訊息……機會這麼好，可以給他暗殺 。」當年，台灣的威權政治激起了留學生普遍不滿，鄭自才認為刺殺蔣經國，能破壞國民黨接班布局，引發黨國權力鬥爭，毀滅蔣家世襲政權。
1970年，鄭自才、黃文雄刺殺蔣經國， 兩人成為西方媒體的焦點。（圖片/允晨出版社提供）
「我找了黃文雄，他是我太太黃晴美的哥哥，他沒有猶豫，就鬥陣來！」後來他又找了夥伴賴文雄，並聯絡台獨聯盟負責台灣島內工作的陳榮成調槍，從醞釀到暗殺，短短幾周就定了案。
貝瑞塔點二五口徑手槍，接近一公斤的重量，握在手裡很沉很沉，「當然會怕⋯⋯。」鄭自才說，他垂著的手卻無意識地比出了手槍的姿勢，「開槍就是扣板機，開下去就會流血、會死人。」他知道那是「暴力」，「前一晚，四月二十三日，我們沒有人心情好。」但他相信這是為台灣好。
到了二十四日，天下著雨，黃文雄對著蔣經國開槍，蔣經國卻逃過一劫，黃文雄被壓制大喊「let me stand like a man!」在旁發傳單的鄭自才也衝了出去，被警棍打破了頭，最後兩人全被逮。
「我們被送進紐約『大墓』監獄，在中國城附近，那裡就像《哈利波特》小說裡的阿茲卡班，一層一層都鎖著，裡面又髒又臭。」當晚，鄭自才悲從中來，「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他緩緩地用台語回憶，彷彿又見到了厚重的牢門與鐵欄杆。一九七一年，鄭自才、黃文雄靠著捐款被保了出來，最後宣判有罪，兩人決定跑路。
▲點圖放大
一場別離，永遠遺憾 媽媽過世時他遠在異鄉
鄭自才逃往瑞士，再逃向瑞典，然而最後逃不過《引渡條約》，縱然他在瑞典、英國都絕食堅持自己的「政治犯身分」，歐洲媒體也大力相挺，他還是被送回美國，再次進入美國黑牢。他大學時期曾跟著台灣知名畫家郭柏川學畫，鄭自才記得，在美國歐本監獄中，他憑著印象「畫了溜冰的小孩，那是我兩個孩子；一隻鴿子在空中飛，飛向自由、飛向太陽。」
因為「刺蔣」，人生已經面目全非，無論是意圖建國，或是意圖殺人，鄭自才都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多年後他才知道，「我在台灣的母親也遇上車禍，有人送她去聯合診所，聯合診所卻都不處理，就讓她流血。」母親這麼走了，孩子卻遠在天邊。
講到這，老先生嘆了口氣，等到他被美國釋放，到瑞典生活，與妻子的關係卻又降到冰點，「那很痛苦，回憶錄裡，我不敢寫下去。」一九七四年底出獄後，鄭自才在瑞典、溫哥華開始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
流亡生活沒有想像中的難熬，在瑞典，他為了生存，曾做過郵局工人，每天把一袋袋信扔卡車上，也曾想考過公車司機。鄭自才是很有生意頭腦的人，後來成功接下珠寶設計工作，提著一卡○○七皮箱，挨家挨店宣傳，最後開了店鋪。
到加拿大後，他更發揮建築長才，買下當地破房子，加工裝潢再仲介賣出，攢了上百、上千萬元，「我繼續待在那裡，可能就成了億萬富翁！」然而，一個肯為政治理念暗殺蔣經國的人，又怎麼熬得住長年待在海外的鄉思。
一枝畫筆，重拾色彩 情感灌注畫布上，「那是最直接的感受」
「我常常在溫哥華海邊，看著維多利亞島，卻想著台灣⋯⋯。」一九九○年，前立委陳婉真邀他回台「衝破黑名單」，幾乎是二話不說，鄭自才又決定衝了。一九九一年，他穿著那件風衣沒闖過關，一九九二他再度持假護照，終於踏進了台灣島，再次看到亞熱帶的闊葉植物。
他因為偷渡回台，被台灣政府又關進了監獄，判刑一年。鄭自才說這些故事時，倒沒什麼怨懟，這裡畢竟是他的故土、他的家。在監獄拿起畫筆，畫了近四十幅畫作，一九九三年出獄那天，就在監獄外辦起畫展。他在獄中，還設計了二二八公園裡的那座紀念碑，傳達了他冀望「台灣要自立」的理念。
“我常常在溫哥華海邊， 看著維多利亞島，卻想著台灣。”
他在獄中甚至還贏得民進黨台南縣長初選，只不過最後礙於法規，退出選舉。老紳士用好聽的台語講著那些時日，哪一天、哪一年，都記得很清楚。然而或許他的政治生命，從流亡開始，就遠離了核心，「在民進黨裡頭，他們都尊稱我『前輩』，意思其實是『坐到邊上』。」他苦笑。
鄭自才一度在台灣做「景觀設計」，花蓮鯉魚潭景觀樓、台東鹿野高台木造涼亭等，都出自於他的手。最後他選擇拿起畫板，畫下他深愛的這片土地，一幅又一幅台灣風景圖，用色奔放，記憶和情感都貫注在畫布上，「那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刺蔣」的光榮與折磨，都隨著時間走遠了。「出了這本書，我希望真正放掉刺客的身分⋯⋯。」他想要求個了結，當年「刺蔣」的同志賴文雄已經走了，黃晴美患阿茲海默症，在瑞典休養，剩下他和黃文雄了，他們必須放下，繼續向前走。
老刺客又露出爾雅的笑容，談起了新書的封面，《刺蔣：鄭自才回憶錄》，封面用的就是他的作品，上頭畫的是黃文雄被捕時的神情，整張圖都被處理成紫色副片效果，「紫色是我選的！」他呵呵笑說：「美國色彩權威Pantone每年都會發表年度顏色，今年就是紫色！」
確實，距離一九七○年已近半世紀，二○一八年，該畫出不同的色彩了。「就用這個顏色！」他眨眨眼，「我現在不拿槍，拿筆！」臨走前，他又套上了那件風衣。
鄭自才
出生：1936年
現職：畫家
經歷：建築師、珠寶設計師、畫家
學歷：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都市設計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