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趙思樂在國家戲劇院迴廊上緩緩走著，冷風颳著她細窄的骨架子，讓她看起來瘦小伶仃。不過她過去為了採訪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曾在甘肅夾邊溝零下十幾度的環境下捱過，比起那種近乎殘暴的削骨冽風，中正紀念堂的寒意於她，大概就只是小菜一碟。
「上次莫之許陪我來台灣參加『卓越新聞獎』論壇，那是他第一次到中正紀念堂。」趙思樂邊走邊說，步子踏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很果決。
莫之許是她現任丈夫，他是「六四世代」抗爭者，一九八九年曾參與學運，後來也繼續和中國當局糾纏扭打至今，是長年被政府監控的「異議者」，能出國是很難得的事。他二○一六年陪著趙思樂來參加「卓越新聞獎」論壇，是他這輩子第一次踏上台灣，中正紀念堂當然值得逛逛。
兩人當時在這兒玩了個遊戲，「我們繞著中正紀念堂計算，比比這裡和天安門廣場的大小。」寒風把趙思樂頭髮吹岔，黑長髮遮卻她半邊眼睛，她又說，「四個中正紀念堂，和一個天安門差不多大。」台灣和中國都經歷過威權時期，不過台灣已解嚴了三十年，《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甫三讀通過，中國卻別提什麼「轉型正義」了，連說話都難，「我們還處於那個世代之中，狀況甚至越來越倒退。」
她輕輕哈口氣，「十九大」後，習近平與中國政權控制得更緊了，北京騰籠換鳥、掃除「低端人口」；台灣人李明哲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五年，中國網路實名制上路，異議者轉往地下、力量分散，中共的控制網是越收越緊了。
中國NGO被團滅 我們必須正視「房裡的大象」
趙思樂和莫之許至今仍常聊到「六四」，她跟我們也聊，畢竟在她的新書《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裡，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就像個幽靈，無所不在地掐著她筆下女人男人們的靈魂，而且中國的極權現實明擺在那兒，當人們想起，並嘗試了解「六四」、「八九」，就不可能忘了這個還在作痛的歷史烙印。
《她們的征途》是一部紀實的非虛構作品，字數多達二十幾萬，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趙思樂訪問了知識分子艾曉明、下崗女工寇延丁、退休大媽王荔蕻、性工作者葉海燕、維權律師妻子王峭嶺等女性抗爭者，以她們的故事作主線，步步梳理出八九年之後中國公民社會的起落興衰。
不僅如此，她更用傳神的筆觸勾勒出國家機器與異議者們不對等的戰爭，在中國，從劉曉波、江天勇、李和平到她筆下的女性異議者都有如籠中野獸，確實，困獸猶鬥，有些事卻怎麼也莫可奈何。
趙思樂還是個年輕的女孩，她一七年不過才二十七歲，天安門事件發生的當下，她根本沒出生。但這不代表她能置身事外，首先她是一個記者，在這本書出版前，趙思樂已是五項香港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SOPA）卓越新聞獎」得主，早就追蹤報導過「七○九」律師大抓捕、中國NGO等敏感主題。
此外，她也清楚歷史是連貫的，世代之間齒唇相依。「八九」年後，中國公民社會曾在「申奧期間」一度蓬勃，但從○八年後，公民社會的處境就開始往底急探，經過「茉莉花革命」，中國政府對社會的管控更逐漸緊縮，到了一五年，中國權利導向NGO團體甚至慘遭「團滅」。
有次飯局上，五○、七○年代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在餐桌上爭論該不該就此「絕望」，趙思樂聽了忍不住回說：「要說絕望，大概沒有比我們這代人更應該絕望的！」趙思樂不只是書寫時代的人，更是時代中的一個生靈。她理解中國極權統治的邏輯，更何況她自己的生命也曾被蠻橫地捲入其中。
她說話斯文，但瘦眉窄骨的清秀臉孔上，卻總帶了分不願妥協的倔強神情，「如果我還要自欺欺人，可以嗎？我們必須認真面對『房間裡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指的是一個明明擺在眼前，大家卻不願正視的問題）！」
趙思樂生在廣州，本名叫做陳思樂，母親姓趙，所以後來她用母姓當作筆名。她的父母都是工程師，家境不錯，家族雖然有些重男輕女，父母對她的教育卻很開明。
廣州位於中國南方，與北方政治要津距離不近，天高皇帝遠，城市風氣相對開放得多，趙思樂從小是看香港節目長大的孩子。每每到了新聞時段，港台名嘴在螢幕上高談闊論，議論時事，「我搞不清楚名嘴跟新聞的界線，但當時我就也想成為那個人！」早在孩提時期，趙思樂對新聞及公共議題，就已經興趣濃厚了。
但真正讓她生命發生轉折的大事，發生在一一年，她念南京大學三年級時，申請來台灣當交換學生，「肉身翻牆」，她回想起初來的震撼，「當時我也是到中正紀念堂，看見自由廣場上被噴上了『全面罷課，支持民主』的標語，還擺了拒馬鐵籠，嚇傻了！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為了拍電影《女朋友．男朋友》！一個來自威權國家的人，對一個民主國家可以做什麼，是沒概念的！」
舊愛受累「雨傘運動」 在飲鴆而亡前 打翻暴徒藥瓶
趙思樂沒料到，台灣人們竟能在中正紀念堂噴漆拍電影，她不禁想到北京那些被坦克輾過的六四受難者，他們的魂魄至今始終沒人可以祭奠。
在台灣，趙思樂也配合香港《陽光時務週刊》做了一系列總統大選相關報導，一二年回中國後，順理成章地繼續幹起記者這行。然而隔年夏天，《陽光時務》因政治、商業雙重壓力停刊，趙思樂於是轉進了「女權之聲」NGO組織，致力於為中國女性爭取平等地位，更積極為性工作者發聲。
原本趙思樂也想在「女權」NGO上大展手腳，把這事當畢生志業，但香港發生「雨傘運動」，打壞了她預想的未來。
趙思樂前夫被中共無故逮捕，她曾利用網路「高調救夫」。（圖片/趙思樂提供）
趙思樂曾為女權奔走，以小紅傘為標識，為女性發聲。（攝影/萬欽）
趙思樂曾有過一段婚姻，對象是中國NGO工作者柳建樹（小樹），結婚時，趙思樂二十三歲，小樹二十七歲，婚姻並不順遂，兩人很早就分居，不過他們仍維持著約會關係。
一四年，香港發生雨傘運動，中國政府為了反制運動，竟攪亂趙思樂人生的一池春水。小樹因去過雨傘運動現場逛了逛，他所服務的單位又是中國當局相當在意的法律援助NGO，他莫名就給政府抓了起來。趙思樂立即在網上公布丈夫被抓的消息，請律師、找外媒，公開寫了好幾篇文章，甚至找來外交官員，手上拿著牌子，呼籲官方放出柳建樹，讓兩人一起過聖誕節。
「雖然我們分居了，但那些感情不是假的，他走了，我去他住的小房間幫他收拾，我坐在房間，陽光射進來，我還是很思念他……，我想他陪我過聖誕。」她曾在文章上寫，「高調救夫」、打悲情牌對一個女權運動者來說是掙扎的，但「我們或許能在飲鴆而亡之前，打翻暴徒手上的藥瓶。」
十二月十一日，小樹被放了出來，小樹的家人對趙思樂卻極其不諒解，他們沒有一起過聖誕，這段婚姻也很快告吹。趙思樂輕嘆了口氣，「我覺得我失去了所有東西，我失去了婚姻，失去了女權運動，後來又失去了我接著的愛人，我失去了所有！極權？我本來沒想旗幟分明地對抗它！但憤怒完，我必須面對！」
一五年七月九日開始，超過百位中國律師、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親屬，突然全被中國警察捉進甕裡，本來他們日子就過得風聲鶴唳，這下僅有的自由也全被剝奪了。這場浩劫被稱作「七○九大抓捕」。
那幾天，趙思樂正好在間民宿訪問異議者莫之許，當局意圖不明，抓捕聲勢浩大，莫之許被帶到派出所又被放了出來，兩人腳底抹了油，只好走為上策。就像張愛玲寫的《傾城之戀》，在災難中，愛情也跟著滋長了起來。趙思樂說，她極力避免把這段愛情跟《傾城之戀》的浪漫文藝劃上等號，這在那些真實的苦難前，顯得太過殘酷不仁。
挺維權上演「逃亡記」 我跟她們 同呼吸、共命運
趙思樂再度提起了筆，記錄「七○九家屬」們、記錄她能記下的中國，再次做起了記者。她一六年就和被逮的維權律師李和平妻子王峭嶺一起溜到內蒙，想探視維權律師王宇的兒子包卓軒，沒想到竟被埋伏在那兒的警察抓了起來。
到了派出所，趙思樂竟乘機上演大逃亡，躲到理髮廳藉洗頭逃警察，最後還是被四腳朝天地拽了回去，她人沒事，被放了。講起這荒謬歷程，一直沒笑的她，嘴角終於微微上揚，露出女孩的天真神情。
“我希望做黑暗時代的見證人， 在地獄中，總有些不屬於地獄的東西。” （攝影/蕭芃凱）
「我書寫『抗爭』，拿到人權新聞獎，但我感覺像小偷，一不小心就被閃光燈照到。」趙思樂又森嚴地說，她不願消費其他人的苦難，她知道自己跟筆下的「她們」，「同呼吸、共命運」，「書裡的人，才值得閃光燈。」然而「牆內開花牆外香」，卻又是無奈得很。
像文學家米蘭．昆德拉說的：「人與政權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趙思樂也這麼相信，她說：「我希望做黑暗時代的見證人，在地獄中，總有些不屬於地獄的東西。」
聊了許久，天色也暗了，沒陽光，照片可難拍。晚上的風吹得比傍晚更起勁，我們走到「自由廣場」前，中正紀念堂正好亮起了照明燈，我們歡呼起來，趙思樂也轉頭，望向那座標榜自由的巨大牌樓。
趙思樂
出生：1990 年
現職：作家、記者
學歷：南京大學金融工程系
榮譽：五項香港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SOPA)卓越新聞獎」 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