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清楚我的人生是在何時改變，是當我看見塔默蘭．查納耶夫（Tamerlan Tsarnaev）的那一刻。那時是二○一三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二點四十八分，美國繼九一一事件之後，最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將在一分鐘後登場，而嫌犯就站在我旁邊。
我們跟波士頓馬拉松大賽的終點線距離半個街區，周圍群眾將近五十萬人。這項大賽是愛國者日（Patriot’s Day）的重頭戲。愛國者日是波士頓的特殊節日，為了慶祝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保羅．瑞維爾（Paul Revere）跟民兵展開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戰。愛國者日在民間也代表春天的開始，尤其波士頓冬季嚴寒，所以一半的市民會在這天休假，到戶外走走。 波士頓紅襪隊（RedSox）按照傳統在上午十一點開賽，同一時間，馬拉松大賽的最後一組跑者開始起跑。
下午二點半，棒球迷會從楊基路走上博伊斯頓街，這時觀看馬拉松的群眾更多了。 我跟蕾咪和米雪兒在半小時前來到這裡，準備為我的女友艾琳．赫蕾 （Erin Hurley）加油。
那時人行道上人潮洶湧，餐廳與酒吧滿是穿著紅襪隊球衣或波士頓字樣上衣的客人。第一輪中厲害的跑者已經在幾小時前就結束賽程，但後面陸陸續續仍有跑者抵達終點，圍觀群眾也變得越來越多，包括艾琳在內的多數參賽者是為公益而跑，他們跑得很一般，所以很需要支持，也值得我們的喝采。
放眼所見，大家都在歡呼鼓掌，鼓勵他們繼續跑下去，終點線就在前方，很快就要到了。
這時我留意到查納耶夫。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怎麼來到我身邊的，我只記得當我往右一轉時，就看見他離我很近，也許只有一步之遠，他整個人散發一股怪怪的氣息，他戴著太陽眼鏡，白色棒球帽壓得很低，身上穿著太過厚重的連帽外套，那天可沒那麼冷。不過最不對勁的，還是他的舉止，當大家都在歡呼跟觀賽，都很快樂與開心，卻唯獨他例外。他獨自一人，毫無快樂的感覺。 他肯定是在幹某個勾當。
當他朝向我時，他的太陽眼鏡擋住我的視線，看不到他的眼睛，但如今我才知道他在瞪我；我才知道他準備殺了我，他一定在想著，不到一分鐘後我就會掛了，所以他的臉上毫無一絲情感，毫無懷疑，毫無懊悔，完全冷酷。 我們互看對方八秒左右，也許十秒左右，然後米雪兒說了些什麼，我就轉頭回應她。蕾咪想看得更清楚，所以往終點線擠過去，我準備跟米雪兒提議說去找蕾咪，跟她說旁邊有個怪怪的傢伙。 但我沒說出口，而我轉頭看時，他已經不見了。 謝天謝地，我心想……。 然而，我留意到他的背包，那個放在地上的背包，而且就在我的腳邊。
我心裡突然感到一陣恐懼，腦中響起在機場常聽到的警告廣播：別讓行李離開身邊，看到可疑行李請向航人員通報。我左右張望，想找到那個傢伙。 然後我聽見，聽見了爆炸聲，不像電影上的炸彈聲，沒有震耳欲聾，而是三聲清楚的砰砰砰，一響接著一響。 接下來的畫面，對我而言沒有任何的模糊混亂，反而清清楚楚。
醫院裡的精神科醫師後來告訴我，是因為我的大腦「點燃了」，在爆炸那瞬間變得高度警戒，所以即使記憶支離破碎，每片記憶卻清晰無比。 我記得我睜開雙眼，看見煙霧，接著明白我正坐在地上仰望天空。 我記得有一個女子跨過我面前，而且渾身是血，接著是眾人四散逃竄。 地面上有鮮血，有肉塊，而且燒燙，是駭人的燒燙，聞起來像是地獄在辦野炊。 出了意外，我心想，但不知出了什麼事。
我坐起身來，看見米雪兒躺在地上，離我有一小段距離，臨時護欄壓在她身上，她的小腿被炸開一個洞，骨頭露在外面。 糟了，我心想。 我們的目光對上，她朝我伸出手，我也朝她伸出手，接著她看到我的腿，停下動作，雙眼瞪得很大。 我往下看，我的膝蓋下方空空如也並且坐在一灘血泊裡，在我自己的血泊裡，而我的兩條小腿沒有了。 我望向四周，四處鮮血淋漓，到處是殘肢肉塊，不只是我的而已。 這不是意外，我心想，是他幹的，一定是剛剛那個王八蛋幹的。 然後我聽見第二個爆炸聲，來自遠方的某處，距離第一顆炸彈爆炸只隔十二秒。 這是戰場，我心想，警察會追緝他，會有槍戰，不會有人來顧我。
我躺了下來，想著自己快死了，而死也沒什麼嘛，雖然我滿短命的，才活了二十七年，但過得還不錯。死了也沒關係。 接著一個名叫艾倫．潘特（Allen Panter）的急診醫師本來在對街觀賽，現在跑來我這邊，試圖用止血帶包住我的殘肢，一邊大聲呼喊。 「誰能脫下衣服給我！」他轉頭大喊：「外套也好，鞋帶也好，都好！這邊有人血一直流！」 「走開。」我說。 「冷靜點。」 我一直很冷靜，無比冷靜，倒是這傢伙讓我很煩亂。 「去幫別人啦！」我大叫著推開他：「去幫我朋友！」 他用手指沾著我的血，在我的額頭寫上一個紅紅的「C」。
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大概是「緊急」（critical）的意思吧。 接著他離開了，邊跑邊大喊發令。雖然我的耳朵嗡嗡響，但仍聽得到尖叫聲。 我看到一個女子和我一樣躺在地上，但她一動也不動，雙眼睜大。 有一個戴米色牛仔帽的男子抬起米雪兒身上的護欄，接著轉身面向我，我下一件知道的事就是他抓住我的上衣，在拳上扭緊，一手把我拉起來，讓我坐上一部本來要給累到走不動的完賽跑者坐的輪椅。
我坐上輪椅的瞬間如遭電擊，像電影《黑色追緝令》（Pulp Fiction）裡約翰．屈伏塔把腎上腺素打進烏瑪．舒曼的心臟那樣。我的身體活了過來。我心想，不行，傑夫，絕對不能被那個敗類打倒。 「我不會有事的。」我說。
「對。」牛仔帽男子匆匆繞到我身旁：「對，你不會有事的。」 我們經過一個醫護站，有人叫我們停下來。 「不行！」牛仔帽男子大喊，腳步並未減慢：「我們要去醫院。」 我右腿上的止血帶鬆了，因為卡到輪子扯了開來。突然有第二個男子出現，他們扶著我的右腿，壓住傷口止血，我往下抓著左腿，想做點什麼。
一位攝影師從混亂中現身，在我們匆匆經過之際蹲在路旁拍著照片。 我心想，他在這裡做什麼？ 我們穿過波士頓馬拉松大賽的終點線。我從輪椅被抬上救護車，只看見大賽的布條。 「你是？」一個女子說：「你的名字是？」 「鮑曼。」我回答時，他們正把我固定住：「傑夫．鮑曼。」 「你是包曼先生嗎？」那個女子向牛仔帽男子大聲問。 「什麼？」 「你是包曼先生嗎？」 「不是。」他說：「我不是他哥。」那女子聽錯了我的姓。 救護車從博伊斯頓街疾駛向波士頓醫學中心（Boston Medical Center），馬上就有一位醫護人員出來處理我的傷口。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說。
那個醫護人員停頓片刻並抬起頭，第一次看著我的臉。 「他還醒著。」他朝前座的某人大喊：「這位先生還醒著。」 「有炸彈。」我說。 「你確定？」 「嗯，有炸彈。」 「你怎麼知道？」 「我有看到那傢伙。我知道是誰幹的。」 我突然失去一、兩秒的意識，接著又忽然清醒。
傑夫，別昏過去啊，我這樣告訴自己，要保持清醒。 直到如今，我都還清楚記得那天的過程：記得救護車裡懸在我頭上的裝置、記得在我們抵達時已經等在一旁的醫護人員、記得我被急忙推過走道、一名穿制服的員警跑著跟在一旁。 我知道是誰幹的，我試著告訴他。我知道，我知道。我想讓別人也知道，以防萬一，但我無法讓他停下腳步，無法讓任何人聽我說。 「冷靜點。」一直有人對我說：「躺下來，冷靜點。」然後，我發現自己躺在手術檯上，身旁有十到十二個人圍著我。這時我開始驚恐，我在電視與電影上看過許多醫院的場景，這讓我很不喜歡醫院。 「放我下去。」我大喊：「我很清醒，放我下去。」 有一張臉湊向我，比其他張臉更逼近我。
他滿年輕，像是影集《諾曼第大空降》（Band of Brothers）裡的溫特斯少校。 「別擔心。」他說：「我們會把你照顧好。」 確實，那天人人都在照顧我，並且救了我一命。他們是英雄，給了我這個活下來的機會，讓我證明我，不，是我們，勝過放炸彈的懦夫。 我們沒被摧毀，一無所懼。 我們是生命的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