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受邀去看一位長輩，他女兒告訴我，自己已經做好和爸爸告別的心理準備，但哥哥一直不願面對，久居美國。
我照例拿出那個指標問題問她：「如果爸爸今天下午兩點就走，妳可以接受嗎？」她說：「我可以。」
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準備好」：她了解這件事隨時會發生，當死亡真的來臨時，也接受這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
我父親過世前一年多，家人就開始討論死亡。我會提醒兄弟姊妹：爸爸已經進入隨時可能離開的狀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父親真正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我大姊和大姊夫才上山陪父母吃飯。爸爸那時雖然有些失智，但還能坐在餐桌上自己吃東西。隔天早上，媽媽叫爸爸起床吃早餐，他還跟媽媽說：「妳先吃，我睡一下。」
結果媽媽用餐完回頭一看，爸爸已經走了。就是這麼突然。
前一天的另一條支線是，我們幾個兄弟才完成爸爸一直想做的一件事，以他的名義捐了一輛遊覽車給台大醫院金山分院，接送在地長輩就醫。車子掛上他的名字，我們那天還一起喝酒慶祝，總算完成爸爸的心願。
隔天早上，我才到醫院沒多久，就接到爸爸離開的消息。我趕回家後，第一件事情是請大哥通知所有兄弟姊妹上山。然後特別先去找大姊，因為我怕她回家看到媽媽，第一句就說：「怎麼會這樣？昨天還好好的。」
一句「昨天還好好的」 對照顧者卻是利刃
我交代她千萬別說這樣的話。為什麼？因為這話看似只是驚訝，但對照顧者而言，卻可能變成一把自我懷疑的利刃。「是不是我哪裡沒照顧好？是不是該早點送醫？」讓死亡多了一層責任與罪惡感。
所以我始終認為，死亡的準備，不只是準備病人將離去，也要準備活著的人的「將來」。
我父親過世前，我們甚至討論過「靈堂要放哪裡」。那是某次家族聚餐，我直接開口問了大哥。大嫂當下很驚訝：「爸爸有那麼不好嗎？」我說：「不是現在有多不好，這是我們遲早要面對的問題。」
後來我們好好討論：爸媽山上的家不好，因為會讓媽媽忙進忙出太勞累；萬華老家的環境不夠理想；市中心的房子雖然寬敞，但畢竟在大樓，怕造成鄰居困擾。最後才決定設在殯儀館附近的會館。
現在回頭看，這些討論一點都不「觸霉頭」，因為當死亡突然發生時，我們不用在慌亂又悲傷的時候，才開始面對這些事情。我甚至幫媽媽列了一張清單，讓她知道，當「萬一」發生時該怎麼做，像是要打給誰。
她看了直問：「怎麼沒有一一九？」我說：「因為我們已經決定不急救了。」所以當爸爸真的突然離開，媽媽沒有打一一九，因為我們推演過了。
家屬更需要的 是被告知「這樣做沒有錯」
也因此，我愈來愈相信居家安寧醫療非常重要。這不只是把病人帶回家而已，而是要進入一個家庭，理解其中的人際關係、照顧方式、價值觀，也陪著家屬走過死亡。
也因為陪過許多家庭，才發現每一次都不一樣。有時候，一份死亡診斷書多準備幾張，就能緩解家屬的焦慮感；有時候，家屬需要的不是醫療決策，而是有人告訴他：「這樣做沒有錯。」
有一次我演講結束，一位老先生在一旁等我，他看起來很紳士，最後卻忍不住哭了。
他告訴我，他媽媽一○二歲，兩周前才過世。媽媽生前交代不要急救，所以最後走得很平順。可是他長期住在海外的妹妹，回國後卻責怪他：「媽媽是被你害死的。」
他問我：「你覺得我做錯了嗎？」我告訴他：「你沒做錯。但你要諒解妳妹妹，那是她的罪惡感。」
我說，如果妹妹再責怪你，可以告訴她：「妳也很辛苦。我知道妳長期在國外，看不到媽媽，心裡一定也有壓力。」
後來他送我上車，跟我說：「謝謝你跟我講這些，讓我可以放下。」
所以真正重要的，其實是這些很細微的事情，這些問題如果生前沒有談，親人離開後就會變得很難處理。
我父親過世後，靈堂設了一個多月。那段時間，我們手足一直在一起。大家摺蓮花、聊天，晚上一起吃飯。因為靈堂的事早就討論過，很多決策早就做好了，所以我們有更多時間陪伴彼此。
我常常笑稱，靈堂那一帶很多好吃的餐廳我們都吃過，就是那一個月家人緊密相處、陪伴的證明。
我母親從爸爸過世，到後來蓋棺，一滴眼淚都沒流。她跟我們說：「我很感謝你爸爸，走的過程沒有讓我看到他痛苦。」我想，那就是我們事前做那些準備，最重要的意義。
所以如果你問我，家裡有人進入生命末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我的答案很簡單：一定要討論，而且要一次又一次地談，談到每個人真的知道自己在面對什麼。
我更在意的，是在那個時刻來臨之前，我們有沒有留給彼此足夠的時間，好好道謝，好好道歉，好好道別。
因為真正的告別不是在死亡發生後，而是在我們知道死亡終究會來臨時，就已經開始了。
（黃勝堅口述、古古整理，專欄每月刊出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