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來時，我正主持兩個月一次的所務會議，身為主席、又有重要議題，絕對不容分神。因為一來在報告事項裡，我要向研究同仁詳細說明，我們送出的下年度經費概算經立法院審查後，哪些項目遭到刪減，我們需如何因應以便研究工作能順利進行。二來在接下來的討論事項中，我們要討論向我們申請研究人員工作的相關資料，根據送給院內、外專家審查收回的審查報告，然後投票決定是否進用。這兩項可是學術行政工作中非常重要的業務，會議過程中，需要全體與會同仁全神貫注，而身為主席的我，當然不會理會震動的手機。
可是手機震動半天終於停止後，又再度開始震動，且如是一再重複。
我開始不安，因為在上班時間找所長的電話，多半都會直接打到所長室，所長不在也必有人接聽處理。直接打手機的，只剩下家人或朋友有急事聯絡。此時公婆、父親皆已離世，家人的急事，只可能是高齡老母急診入院。我還有兩位妹妹，原本也都是職業婦女，但小妹已早早退出全職工作，能幹麻利、行動力又極強，母親有事，總是她第一個行動，一個人就能虎虎生風地在醫院將母親安頓好，再通知兩個全職工作的姊姊；就算我沒接電話，也會先留話，斷不會一打再打。若是伏波失智的兄長有事或急診，他也會先去處理。
打電話的會是誰呢？
我瞄了一眼手機，是伏波。發生了什麼事呢？
概算刪減報告終於結束了，在進入討論事項前，我宣布休息十分鐘，然後離開會議室，回撥電話給伏波。
接通後，我不免有些氣急敗壞地問他：
「喂！找我有什麼事？」
「妳在哪裡？在幹麼？」
「什麼？我在上班，在開會啊！」
「喔！沒事，就是問問妳在幹麼。」
「What? 好吧！那我回去開會了。」
下班回到家，進門後，我不免質問他，沒事為什麼在上班時間不停地打電話給我。他笑咪咪地說：「妳那麼忙，我哪有給妳打電話。妳記錯了。」「什麼？還否認？那我以後如果在忙，就不回你的電話。」
我得盡快開始準備晚飯，沒空繼續沒有意義的談話，於是假裝生氣地撂下不回電話的威脅，就此作罷。
可是自此以後，來自伏波的電話開始越來越多，我從不耐變成擔心，不忍心不回，盡量回撥。而他的回答，從「妳在哪裡？妳在幹麼？」漸漸變成「妳在哪裡？什麼時候回來？」
因為婆婆在過世前，失智了七、八年，伏波的兄長也已失智了好些年，不再能獨立生活，由我們夫婦千辛萬苦地送進照顧機構。我心底開始憂慮並害怕，伏波的記憶是不是也會有老化以外的問題。
電話之所以是讓我焦慮又憂慮的開端，當然是有原因的。
我們夫婦自美返國，開始工作後，在職場上各有執掌；上班時間，各自專心工作，幾乎不通電話。
一九八八年公公罹癌後的那兩年，伏波在大學任教並兼任系主任，工作忙碌，雖然兄弟姊妹共四人，有兄長、有弟妹，但他一肩扛起照顧公公的任務。他總是說：「我不介意一個人照顧我的父母。」
當時，長伏波一歲的兄長尚在交通大學任教，無論在台北的父母有任何需要，他總是一句「我在新竹」，從不見蹤影。
小伏波三歲的妹妹旅居美國，比新竹遠多了，公公罹癌時，只回來探望了一次；婆婆失智後，小姑每年秋季返台探親兩週，其他時間只有跨海詢問病情。
在兄長失智後，小姑和他有過爭執，從此對長兄不聞不問。與我同年的小叔是第一批跨海的台商，早在一九九○年前後就遠走上海創業，從我們的家族生活中完全消失。
我倆當時還年輕，糊裡糊塗地也就處理了。
身為四人中唯一在台北的子女，伏波終日在南港的家、城南的大學與天母的榮總間奔波。
那時，自用汽車才剛開始普遍，台北市的捷運系統尚未動工，我除了研究工作、承擔照顧女兒及所有的家務，還需支援公公住院化療的生活需要，如及時準備了衣物或做了公公想吃的菜，從南港跋涉送到天母榮總的病房去。
我們的女兒嵐嵐還沒上小學，不能獨自留在家中，好在好鄰居們都樂意伸出援手，讓我奔波時，暫時寄放孩子。
那時我還不到四十歲，尚未升任研究員（同教授），工作壓力非常大。很幸運地，嵐嵐很聽話且作息正常，不曾添亂。我每晚雖倦極睡去，醒來覺得又是好漢一條。雖經常疲憊，尚未游刃有餘，但畢竟年輕，終究可以應付。
生活忙碌，手機尚未問世，夫妻間的溝通無礙，電話只是一個通訊配備。
伏波的行政工作從那時起延續了十五年，他從系主任、院長、教務長，一直做到代理校長，經歷了許多大風大浪。
上班時間，我知道他忙，不願他分心，有事總是打電話給他的祕書留話。即便祕書說：「師母，他現在沒有訪客。」或者說：「師母，他現在沒在開會。」我也總是說：「不麻煩了，請妳轉告他即可，我也得上班。」
二○一○年初，伏波退休在家，每週四去新竹探望失智的兄長，生活規律，更是極少在上班時間來電話。
但不知從何時開始，他越來越頻繁地在我的工作時間打電話來，終於讓我有了警覺。回電給他也越來越少接聽的現象，更日益加深了我的憂慮：沒接電話時，他在家嗎？還是到哪裡去了呢？在做什麼呢？為什麼打了電話，又不接聽回電呢？
下班回家後，我問他為什麼打那麼多通電話給我，卻不回我的回電。他還是笑咪咪地說：「妳搞錯了吧？妳那麼忙，又要寫論文，我哪有打電話給妳？」
我何曾料到，不久以後，我就發現伏波的心智開始退化，短程記憶不再；我下班回家準備晚飯時，打開電鍋，發現他自己中午放進去加熱的食物已經涼透。
他定向感的流失也開始明顯，出門時瞻前顧後，完全不知要朝哪個方向行走。開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會一直問我怎麼走；到家時，過家門而不入。
我已不能再把他留在家中，安心地出門去工作，於是在一年後提早退休，離開了我熟悉又熱愛的研究工作，一夕之間成為全時的照顧者。
如今回顧，伏波每天奪命連環叩般地撥打我的手機，只不過是一個開始。沒過幾年，他已不識手機為何物。
始於電話的擔憂，竟是我一步步更加憂心如焚，踏入悲傷、焦慮又束手無策的開端。
(本文摘自《你忘了全世界，但我記得你：一位語言學學者與她失智、失語的摯愛丈夫》，寶瓶文化出版，鄭秋豫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