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我人生相連結不只先生孩子,還有朋友!罹癌後才明白:活著不只為自己,還有別人

與我人生相連結不只先生孩子,還有朋友!罹癌後才明白:活著不只為自己,還有別人

每天,躺在客廳沙發上,從落地窗望出去,院子裡的橡樹及常綠植物映入眼簾。此時正是春天,我看到高大的加州白橡不斷冒出新嫩綠葉;今日稍早,於我們家前緣與歐文辦公室之間的雲杉上,見到一隻貓頭鷹棲停;也可以看到菜園一角,兒子里德在那兒種了番茄、青豆、黃瓜及南瓜。他要我想著蔬菜收成的夏日,到那時候,我也會「好多了」。

過去幾個月,由於多發性骨髓瘤,接受重度醫療,後來又因中風住院,整個人難受的不得了。每個星期化療注射後,連著幾天,嘔吐及其他的身體折磨不曾停過,這我就不對讀者細說了。總之,多數時間疲憊不堪──彷彿頭腦周圍塞滿棉花,又像是在自己與世界中間籠上了一層霧紗。

 

我有幾個罹患乳癌的朋友,她們對抗疾病的經歷,唯有到了今天,我才算有了一些瞭解。身為乳癌病人,化療、放療、手術及支持團體全都成了她們日常的一部分。二十五年前我寫《乳房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Breast﹞,乳癌還被視為「絕症」。

 

時至今日,在醫師眼裡,乳癌是「慢性」病,可以治療,可以控制。對乳癌病人,我幾乎可以說是羨慕,她們一旦緩解,就可以停掉化療。多發性骨髓瘤病人一般卻要不斷治療,但也不至於頻繁地像我現在這樣每星期都要注射。我一再問自己:這樣做值得嗎?

 

我八十七歲了。八十七,是該瓜熟蒂落的時候了。看《舊金山紀事報》及《紐約時報》的訃聞欄,發現多數人辭世都是在八十左右或更年輕些。

 

在美國,死亡平均年齡是七十九。即便是日本,擁有最長壽紀錄的國家,女性的平均壽命也是八七點三二。我這一輩子,和歐文一同享有這樣的高壽及健康的大半生,為什麼現在卻要天天受罪,活在悲慘與絕望中?

 

簡單的答案是: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若我拒絕治療,多發性骨髓瘤只會更快要了我的命,但會很痛苦。在加州,醫師協助死亡是合法的。若我願意,在接近死亡時,也可以要求醫師輔助自殺。

 

但對是否應該活下去這個問題,我還有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答案。經過了這段飽受煎熬的時期,我更加發現,與我人生相連結的生命不是只有我先生和孩子而已,還有許多在我需要時不斷支持我的朋友。

 

這些朋友,大量留言鼓勵我,送食物,送花和盆栽來家裡。一位大學時代的老朋友,送了我一件柔軟舒適的浴袍,另外一位,為我織了一條羊毛披肩。一而再再而三地,我瞭解到,家人之外,我所擁有的何其多。最後,我明白了,一個人活著並不是只為了自己,還有別人。這個道理或許天經地義,但我卻是直到現在才充分理解。

 

由於我與史丹佛女性研究所的關係﹝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七年擔任所長﹞,我建立了一個女性學者與支持者的網絡,其中許多人都成為摯友。

 

二○○四年至二○一九年,十五年來,在帕羅奧圖的家裡及舊金山的公寓,我主持一個為灣區女性作家設立的文學沙龍,也大幅擴充了我的友誼圈子。

 

此外,身為前法文教授,只要力所能及,我在法國及歐洲其他國家也投注過時間。沒錯,我擁有令人稱羨的地位,讓我有機會建立這一類的友誼。自己或生或死,世界各地──法國、劍橋、紐約、達拉斯、夏威夷、希臘、瑞士及加州──有那麼多的朋友關心,想起來都覺得欣慰。

 

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四個孩子──伊娃、里德、維克多及班恩──全都住在加州,三個在灣區,老四在聖地牙哥。

 

過去幾個月,他們非常照顧我們的生活,白天晚上都在家裡,煮食做飯,為我們加油打氣。伊娃是醫師,為我帶來醫療用的大麻軟糖,餐前服用半粒,緩解嘔吐,也帶來胃口,效果似乎勝於任何藥物,而且沒有明顯副作用。

 

蕾諾兒,我們的孫女,從日本來,在矽谷一家新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上班,這一年和我們住。剛來時,我幫助她適應美國生活,現在則是她在照顧我。

 

電腦和電視有問題,是她在幫我們處理,更為我們的伙食加添了日本料理。幾個月後,她將去西北大學念研究所,到時候我們定會非常想念她。

 

但最重要的還是歐文,他是我的支柱,是最善解人意的照護者──有耐心,能體諒,全心全力舒緩我的痛苦。我已經五個月沒開車,孩子們來的日子除外,買菜及煮食歐文一手包辦。

 

他開車送我去看醫生,陪著我度過幾個小時的注射時間。晚上,為我挑選電視節目,縱使不對他的口味,他也從頭至尾陪著看完。我寫下這些讚美,絕不是空口誇他,或讓讀者以為他簡直就是個聖人。這可都是我的親身體驗,沒有半句虛言。

 

我常拿自己的情況和別的病人比,他們治療時沒有摯愛的伴侶或朋友陪伴,什麼都得靠自己。最近一次,在史丹佛輸液中心坐等化療注射,旁邊的婦人就說,她獨自生活,但在基督的信仰中找到支持。

 

儘管沒有人陪在身邊,看病時必須自己一個人熬過來,但每次都覺得上帝就在她的左右。雖然我自己沒有宗教信仰,卻為她感到欣慰。同樣地,朋友告訴我,她們為我禱告,也令我振奮感恩。我的朋友葳達,信巴哈伊教﹝Bahai﹞,每天為我禱告,若有上帝,她熱切的祈禱必會得到聽取。

 

其他朋友──天主教的、基督教的、猶太教的及穆斯林──也寫訊息跟我說,他們常為我禱告。作家朋友蓋兒‧奚伊這樣寫道:「我為妳禱告,想像上帝合掌將妳捧起,妳那樣嬌小,剛好容得下。」感動得我熱淚盈眶。

 

但對是否應該活下去這個問題,我還有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答案。經過了這段飽受煎熬的時期,我更加發現,與我人生相連結的生命不是只有我先生和孩子而已,還有許多在我需要時不斷支持我的朋友。

 

這些朋友,大量留言鼓勵我,送食物,送花和盆栽來家裡。一位大學時代的老朋友,送了我一件柔軟舒適的浴袍,另外一位,為我織了一條羊毛披肩。

 

一而再再而三地,我瞭解到,家人之外,我所擁有的何其多。最後,我明白了,一個人活著並不是只為了自己,還有別人。這個道理或許天經地義,但我卻是直到現在才充分理解。

 

人生有三事極為重要。第一是仁慈。第二是仁慈。第三還是仁慈。

 

但願我能奉行此一格言,縱使受苦至此。

 

我看過許多女人勇敢面對自己的死亡及配偶的死亡。一九五四年二月,為奔父喪,我從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回到華盛頓特區,母親悲痛難抑,

 

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卻是:「妳一定要非常堅強。」永遠慈愛的典型,葬了丈夫二十七年,對女兒們的掛慮還是擺在第一。父親才五十四歲,在佛羅里達深海釣魚,心臟病發,突然撒手人寰。

 

數年之後,母親再婚。終其一生,嫁了四個丈夫,也埋了四個!活著看見孫兒女甚至曾孫兒女的誕生。

 

搬到加州後,跟我們住得較近,安詳過世,享壽九二又半。我總以為自己也可以活到她的年紀──但現在我知道,自己連九十都過不了。

 

一位知心朋友,蘇珊‧貝爾﹝Susan Bell﹞,年近九十。一生中不止一次逃過死亡的魔爪:

 

一九三九年,納粹入侵捷克,她伴隨母親逃往倫敦,留下父親一人,死在泰雷欽集中營﹝Terezin Concentration Camp﹞。她與父母都是受過洗的路德教徒,但納粹把她四個猶太裔祖父母的帳算到她頭上,威脅取她性命,並殺害了她的父親。

 

過世前幾個星期,蘇珊給了我一件珍貴的禮物──她的一把十九世紀英國銀壺。

 

一九九○年,我們合編《揭露人生真相》﹝Revealing Lives﹞一書,一本集自傳、傳記及性別的選集,遙想當年,我們就是靠這壺裡的茶提神。

 

在女性歷史的開發上,蘇珊一直走在前端,並在史丹佛克萊門研究所任專任學者,繼續這方面的研究,直至去世為止。二○一五年七月意外撒手,死於游泳池中,享年八九又半。

 

但這裡還值得一提的,或許是戴安‧米鐸布魯克﹝Diane Middlebrook﹞,她才是我未來幾個月要學習的典範。

 

史丹佛英文教授,以詩人安妮‧薩克斯頓﹝Anne Sexton﹞、希薇亞‧普拉特﹝Sylvia Plath﹞及泰德‧休斯﹝Ted Hughes﹞的傳記聞名於世。

 

 

黛安與我相識二十五年,結為知交,二○○七年癌症去世,英年早逝。死前沒多久,我去醫院看她,她優雅地接待歐文和我,表達她對我們的愛,親吻我們告別。我注意到,對進出病房的護理師,她總是那麼客氣有禮。安妮離開我們,才六十八歲。

 

還有一個人,其衰病以至死亡影響我至深,那就是著名法文學者賀涅‧季哈德﹝Rene Girard﹞。

 

五○年代末至六○年代初,賀涅是我在約翰‧霍普金斯的論文指導教授,但我真正親近他,卻是幾十年後他來到史丹佛,我們成為好同事、好朋友之後。連同他的夫人瑪莎,我體驗了一種新的關係,直至二○一五年他逝世。

 

在他的最後幾年,這種新的關係出奇地強烈,當時,由於數度中風他已經無法言語。相對不語,我坐他身邊,握著他的手,凝視他的眼睛。對我帶來給他的那幾罐手作杏仁醬,似乎百吃不厭。

 

最後一次我們相聚,他看到一隻北美野兔跑過窗外,興奮地用法文喊了出來:「一隻兔子!」儘管大腦的損傷已經堵塞了所有的語言,但這幾個字卻迸了出來。

 

當我自己中風,暫時失去說話能力,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賀涅。腦子裡有著念頭,卻無法將之轉化成言語,那種經驗還真是奇特。

 

對自己很快就回復了言語,沒有絲毫殘餘效應,我心懷感恩。記憶裡,講話本身就是一大樂趣。

 

四、五歲時,母親帶我去上演講技巧課,我們向貝蒂小姐行屈膝禮,在其他孩子及他們驕傲的母親面前朗誦詩歌。打從那時起,一生之中,私人聊天之外,公開講話也成了我的樂趣。

 

不料到了今天,長時間的聊天竟令我感到吃力,每有朋友來訪,不得不限定自己一個半小時。甚至講電話,時間長一點都疲累不堪。

 

情況絕望至此,我找各種理由提醒自己仍當心懷感恩。我還能夠說話,閱讀,回電子郵件。

 

在一個舒適溫暖的家裡,有那麼多可愛的人環繞著我。化學治療的劑量及頻率可望逐漸減少,我將能夠重拾一種半正常的生活,只不過此刻不作此想罷了。一如過去碰到像我這樣的人,人們都會勸說的那樣,我勉強自己接受一個臥床病人的生活,或至少是處於康復期的病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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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死亡與生命手記:關於愛、失落、存在的意義》,心靈工坊出版,歐文‧亞隆, 瑪莉蓮‧亞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