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母校高雄醫學大學開通識選修課程「生死學與生命關懷」，有位認真好奇的牙醫系學生提了一大堆問題，她的第四個問題：「老師認為推動安寧療護最困難之處為何？就社會制度言、就民眾與專業人員價值觀言，與安寧療護的宗旨有何衝突？」
我認為台灣的醫療體系已經落入一個陷阱和死胡同：「有利可圖者趨之若鶩，無利可圖者逃之夭夭」。安寧療護雖是末期病人需要，卻違反體制「唯利是圖」的基本人性。
末期病人希望不要死得痛苦，家屬卻希望親人常相左右，於是一起違反病人的基本人性。
重點在於安寧療護強調：「尊重病人的自主權與個別差異」，但這卻是我們從小在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中，就極度缺乏的觀念與行為。
末期病人只是孤單一人，但家屬還會聯合或串通醫護人員成為絕大多數，我說：這是家屬「以善意為壓迫」的霸淩行為。
如果安寧療護可以賺大錢，我根本就不用推動，更別說推動得這麼艱苦。我常半開玩笑說：「假如安寧病房可以賺錢，甚至是賺大錢，我猜長庚醫院應該會把所有病房都改成安寧病房吧！」這是我認為推動安寧療護最困難之處：因為不賺錢！
就社會制度而言，安寧療護確實是末期病人需要，可惜因為推廣得不夠普遍和徹底，末期病人不知道有這種服務，家屬要求主治醫師要對病人隱瞞病情和搶救到底，而多數醫院甚至慈善醫院都要求主治醫師要有業績，末期病人被蒙在鼓裡成為生財工具。
就民眾的價值觀來說，當要求醫護人員放手，不要讓摯愛的親人死得太痛苦，卻會被其他家屬認為：「你就是不想照顧或貪圖遺產」，觀念正確的少數家屬於是成為箭靶。必須扭轉社會觀念變成：「要求搶救到底，就是擺明跟親人有仇，非得折磨他到死為止不可！」
就專業人員的價值觀而言，「治病救命」是醫護訓練的主軸，忽略「解除痛苦」才是最根本、最基礎。我演講時都說：「醫護人員的存在，必須讓病人活得舒適，假如醫護人員只會把病人搞到痛苦不堪，那麼我們就不具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本文摘自《我對安寧療護的顛覆思考與經驗談》，海鴿文化，許禮安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