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莉菈‧基里（Lila Keary）
我睜開眼看著房間，整個過程就像拍立得相機，影像緩慢地聚焦，愈來愈清晰地顯影在照片上。先是床頭櫃上放了九顆不同的藥丸和皮下注射器，為隔天早上所需預作準備。旁邊則是無菌紗布與必達定殺菌藥水，我用來清洗插入胸腔的導管。
這瓶必達定不只可以消毒殺菌，還可以充當紙鎮，壓住那一疊保險表單——我得在週末前填好寄出。床的另一邊掛著靜脈點滴，為我補充營養與水分。這病雖然殺不了我，卻也讓我無法乘浪前行。
我罹患癌症的時間已經占了我人生的三分之一。為了換取時間，直到下一次重大醫學突破出現，我從標準藥物到新療程，再到臨床試驗計畫，全都試過，一路上，我旁觀人們痊癒，也目睹人們死亡。
這些治療一點一滴瓦解了我的身體，不僅毀了我兩顆腎臟，我的心臟因此受損；我的腳底灼痛，手指麻木；左眼失去視力；消化系統停止運作；我開始有嚴重的憂鬱傾向，我再也不能生兒育女或進行任何長期計畫，連喝杯霜凍瑪格麗特調酒都做不到。
那個關於尋狗廣告的老笑話怎麼說來著？「失明，失禁，沒有牙齒，缺了右腳、尾巴與部分耳朵。聽到牠的名字『幸運』會回應。」
我老愛說，這下可讓你們逮到我關機的時候了，但其實我不停地發牢騷（有一次，另一位癌症病人告訴我，他曾在河內希爾頓飯店待了十九個月，連他都沒聽過有人像我一樣抱怨連連）。癌症似乎有個並未言明的副作用（至少對我來說），就是極端的暴躁易怒。
我的身體背叛了我，而我氣死了。然而，到目前為止，只有小女孩會沉溺於義憤填膺中。因此，這陣子，我轉移注意力，開始思考這具無疑相當虛弱、有點老舊且可笑至極的四十一歲身體能做些什麼事。
我能做的事，便是逗一個世上最棒的小孩開懷大笑，而我只需要一看見塑膠蜘蛛就假裝驚嚇與嫌惡就好。
我能投棒球，儘管街頭謠傳我投起球來活像個娘兒們——或者更糟，像查克‧納布拉克（Chuck Knoblauch，譯注：以傳球失誤聞名的洋基隊球員）。我能做西班牙烤雞，好吃到連來自西班牙馬貝拉的人（好吧，其實是來自布魯克林）都向我乞求食譜。
此外，我挑選成熟美味鳳梨的天賦，只能用異於常人來形容。我能細聽朋友說話，傾聽直覺的聲音，聆聽顧爾德彈奏〈郭德堡變奏曲〉——聽說，這是巴哈為一位嚴重失眠的俄羅斯伯爵寫的曲子。
當我狀態比較好的時候，我能洗衣服、洗碗盤，還有所有性事。我能保住全職工作，能與人對話，還能瘋狂血拼——除了除夕夜的時代廣場之外，鮮少看到這種瘋狂的盛況。
儘管不可能永遠掌控一切，但感受、想像與一點超然豁達永遠可行。每次清晨醒來，不想再入睡的時候，我都會抓起一杯茶，走上我住的紐約下東城公寓頂樓。上週四早上6：40下起了傾盆大雨，豆大的雨點落在馬口鐵花盆上，聽起來像極了煎培根的聲音。
空氣中傳來天竺葵與義大利千層麵的香味——一樓那間老字號義式餐廳已經開始備料，準備迎接中午用餐的人潮。我的運動褲溼透了，頭髮滴著水，一隻拖鞋飄走了，但整個社區漸漸亮起燈。
牡蠣色的防水風衣與黑色雨傘開始紛紛朝第二大道湧去。眼前是人們、水窪、鴿子、樹與計程車，而我盡情品味這雨中清香撲鼻的點點滴滴。
我擁有的不只是癌症，我還擁有起風飄雨的夏日清晨，以及對萬事萬物油然而生的敬畏之心——對於我依然時時刻刻都可以碰觸、品味、看見、聽見與吸入的一切，我深感敬畏。我徹底醒悟，重拾這些生活點滴的價值，絕對不亞於病情痊癒。
(本文摘自《歐普拉人生指南：生命中的快樂小事》，時報出版， 歐普拉雜誌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