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孩子長大後,我最喜歡的就是把他們當朋友

平路:孩子長大後,我最喜歡的就是把他們當朋友

作家平路的作品,總讓人勇敢地面對社會裡那些眾人習以為常,卻隱而不顯的權力關係。談及「十八歲公民權」,平路說:「我們的文化看似敬老尊賢,其實充滿年齡歧視。」

作家平路一輩子都在對抗台灣文化中的「父權結構」,舉凡她的評論、報導,甚至是她的小說,都書寫出在社會裡隱而不顯,卻又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但當她聽到《今周刊》民調的結果,終究也忍不住輕呼了一聲:「天啊!」

 

畢竟,在這份民調中,不支持政府賦予年滿十八歲年輕人公民權的聲音,明明白白地以四七%壓過支持者的三七.六%。人們對年輕人的不信任,有時候就像膝關節反射,已經成了直覺式的反應。

 

即使台灣的投票年齡限制老早就跟不上世界潮流,年輕人還必須忍受不對等的權利義務。對於降低投票年齡的問題,多數反對者依舊想都不必想,就能投下反對票,「十八歲的青年思想未臻成熟」這種觀念,像是天經地義的事。

 

君臣父子觀念依舊 位階高低,卻變成說理基礎


平路曾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文化看似敬老尊賢,其實充滿年齡歧視。」她很清楚,「十八歲公民權」絕對不單單是件「政治」上的事,更是件「文化」上的事。

 

在體制上,「投票年齡」或許還有翻轉的機會,但那些文化裡「論資排輩」的倫理結構,卻堅決地幾乎不可撼動,盤根錯節虯在集體意識的深土之中。「我們以為自己很多元,每個人都說台灣的問題就是太自由了,但其實可能並非如此。」

 

「這樣的倫理結構在我們心裡發聲,即使沒有直接聽見,我們還是活在其中。」平路談到「文化」,態度總是謹慎,每次論述前,都會沉吟再三,她很小心地又談了下去。

 

「在我們的社會,『倫理結構』是界定關係非常、非常重要的依據……,年輕人和年長者之間,在社會中會很輕易地產生某種『權力關係』,年長者就是父權社會的根基吧!」每個人都因為年齡,有了一個社會上的倫理位置,她說:「我們不自知地活在集體潛意識裡。」

 

「在社會上,常常可見到年長者因為年紀,變成『伯伯』,不然就變成『爺爺』,彷彿擁有這個身分就安定了……。作為伯伯,他是父輩階層,年高就自動德劭,有了上對下的位置。」平路輕嘆口氣,「原本討論事情,就應該要說道理,但位置的高低,卻變成說理的基礎。」

 

平路很認同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想法,這種權力規範,就像毛細管,在社會各處無所不在。

 

「教育體系、司法體系、公務員體系,上對下的位置都是必須『堅守』的。」現在是司改會成員的她舉例,「司法體系為何讓人詬病?因為法律,人要嘛是同門、要嘛是同輩、要嘛有師承,所以即使經過一審、二審,都不會去推翻前面(那些同門、同輩、師承關係)的認定。」如此一來,人治和自由心證就取代了法治。

 

這種「位階」在婚禮或日常生活中,更加顯而易見,平路舉例:「只要參加任何一個婚禮,你就會立刻看到,原本只是夫妻兩個人的決定,卻連結到多少父母的親友,而這樣的場合,傳遞著怎樣的訊息?一切都是非常清楚的。」個人的選擇,受制於社會的倫理架構,甚至為倫理架構服務、傳聲。

 

「為什麼呢?最直接的原因在文化裡。」平路認為,台灣社會至今仍保有中國儒家傳統的價值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政權『維穩』的方式。」藉著這種價值觀,政權得以建立起一個安穩的同心圓,下對上有一種服從關係,社會相對穩定,位置卻是不能翻轉的。

 

「長大」就能解套?打破威權,尊重應是相互的

 

「就像社會上,只要有年輕人與長輩衝突的新聞,年輕人就常常被冠上『逆』。」平路說,「所有人不顧雙方發生什麼事,直接作價值判斷。」「逆子」在這種價值體系中是有罪的,年輕一輩的聲帶,也就這麼被打了個結,除了服從體制,很難有任何對抗的手段。

 

最容易的解套辦法,可能就是「長大」,這裡的「長大」指的是生理年齡,而不是心智。

 

平路認為,「文化是非常強大的。」只要進入「倫理結構」,「社會化」的需求很快就會改變年輕人原本的價值體系,「你在社會中,要存活、要溫飽,就更容易接受社會既有的規範,必須去大幅度轉換認知系統,否則認知會失調,最後就會認同:『對啊!我十幾歲時其實不懂事!沒有現在那麼成熟。』」

 

「我們的社會化太早開始了,無論何時,都被規範、規勸,甚至被懲戒。」平路說,「回到結構中,就會擁有一種安全感。我們社會更努力告訴年輕人,要順應上一代,桌子旁邊就會掉下一堆好處。」

 

平路嘆了口氣又說:「對我來說,『成熟』不是服從,而是聽到自己的聲音,做真正符合你心裡的願望的事情。然而我們的社會卻正好相反,剛好要求人們不要去『聽見』自己的聲音,聽不見、漠然,才擁有所謂『競爭力』。」文化中的「年齡歧視」、「倫理結構」,都被這些看不見的力量牽引,年輕一輩的聲音,愈來愈小聲,「父權」也得以維繫它牢不可破的規範力量。

 

欣慰兒女為夢而活 「我怎麼能不崇拜他們?」

 

「尊重應該是『相互的』。但是現實中不是這樣,因為有了相互性,父子君臣結構會不穩。」平路苦笑。自己也從「威權教育」成長走來,她如今早是人母,「我自己成長環境比較威權,那我就是反其道而行,在一般人的眼光裡,我是個太沒有『主義』的母親,我非常崇拜我兒子女兒!」

 

談到作為一個母親,平路整張臉都亮了起來。她兒子原本在美國當律師,收入豐厚,「但他做一年律師就不做了,再也不上班了。回到台灣拍攝微電影、影像。」他現在正在拍攝一對同志伴侶的紀錄片,「雖然辛苦,但是卻很快樂!他業餘還做瑜伽老師!」

 

她女兒原本在波音公司工作,但為了實踐理念,到美國新移民區域當小學老師,「所以你說我怎麼不崇拜他們?」

 

「我最喜歡的,就是在他們長大後,和他們成為朋友,那是生命經驗最有溝通的時刻,就是兩個人,完全是平等的兩個人,我們所交換的是,對生命經驗的想法,這中間並不因為我養育他們長大,就有更多的發言權!」

 

平路笑說:「親情,放置到倫理之外的定義,最合適的語言就是友情,因為了解、因為相知,那個基礎,跟一般朋友是一樣的!」

 

在「倫理」關係之外,社會需要的可能是更「純粹」的溝通,平路說:「紀伯倫有首詩寫,『父母是弓,兒女是射往遠方的箭』,一旦射出去,他會飛向自己的方向。」

 

文化設定了彈道,但相互尊重卻可能融化長幼尊卑的硬殼,忘了「天地君臣父子」,記起「人」是怎麼一回事。

 

平路

出生:1953年

現職:作家、司改會委員

經歷:香港光華文化與新聞中心主任、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董事、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顧問

學歷:美國愛荷華大學統計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