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命末期的家人隨時會離開，你準備好了嗎？」
我時常這樣問家屬，很多人會說：「準備好了。」但我通常會再追問：「如果是今天下午兩點走的話，你可以嗎？」幾乎所有人聽到這裡都會愣住。
我們嘴巴上說準備好，只是知道「這件事」會發生；但真正的準備，是發生的那一刻，家人都能接受。我媽媽就親身為我們兄弟姊妹上了一堂告別課。
家屬間建立共識 接受至親隨時會離開
媽媽的觀念走得很前面，大概在她九十三歲時，《病人自主權利法》上路，她就帶著我們全家一起完成預立醫療決定。其實在更早之前，她也已經簽下不急救意願書（DNR）。但更重要的，從來不是那幾張紙。
媽媽到了九十七歲時，大部分時間都臥床，精神好的時候會坐上輪椅看電視，還會關心我的投資，也會念我鬍子沒刮。
有一天，她看著我說：「你的鬍子都白了。」我笑著回她：「我也老了啊。」因為我是家裡的老么，媽媽脫口接著說：「我都一百歲了，你怎麼不老。」事後我把這段話告訴大哥，大哥順水推舟：「既然媽媽覺得自己一百歲，那我們就來幫她辦慶生。」
於是，我們熱熱鬧鬧幫媽媽辦了一次百歲宴，辦完媽媽很開心，大哥就提議：「乾脆我們每個月都辦一次？」此後我們家的百歲宴，總共辦了二十七、八次。
大約在媽媽離世前三年，我們兄弟姊妹就啟動一個計畫——每天都要有人去陪她。六個兄弟姊妹排班，如果有人出國，就由孫子代理。
後來媽媽身體愈來愈虛弱，我們甚至安排三班輪值，晚上由孫子輩值班，讓她醒來時，身邊永遠有人。
雖然我媽媽有膀胱癌，但真正讓她離開的不是癌症，而是老化。她偶爾會因為血尿住院。每一次，我都拜託醫師，盡量把住院時間縮到最短；今天住院，明天手術，後天回家。
我記得最後一場百歲宴辦在那年二月，三月時媽媽的身體狀況就明顯下滑。她醒的時候腦子是清楚，但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我開始跟兄弟姊妹預告：「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媽媽可能隨時會離開。」
大家都點頭，覺得OK。我又問：「如果是今天下午兩點，你們準備好了嗎？」這時大家就沉默了，我才知道，其實大家還沒有準備好。
真正的共識不是「知道媽媽會走」，而是知道「她隨時都可能走」。我也不知道會是哪一天，那是老天決定的，醫療能做的，只是在那一天來臨時，不要一直把人拉回來。
就在那個月，媽媽有天血氧突然下降，哥哥打電話問我要不要送醫。我說，如果大家都有共識不送醫，就把所有人都叫回來。那是一個周六，每一家都帶著孩子回來，每個孫子都和阿嬤拍了照。
我媽媽的兩個外籍看護很緊張，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我告訴她們沒有關係，可以幫阿嬤拍痰。拍著拍著，媽媽開始咳出一些痰，結果血氧就慢慢恢復了。
雖然很像「狼來了」，但對我們家人來說，那是一場很好的預演，大家都更有警覺心。類似這樣的鋪陳其實很重要，等到真正離開的那一天，一切不會像突發事件，大家不會責怪彼此，也不會有人說「昨天不是還好好的？」
生命末期可以視為座標上一條持續往下的線，偶爾狀態好，那代表接下來只會變差。我大姊有時候會說：「媽媽這次比較好耶！」我都會提醒，沒有必要講這樣的話。因為今天好起來，明天很可能壞下去，負責顧明天的人，不應該承受這樣的心理壓力。
我媽媽很喜歡吃餛飩，但後來漸漸只能吃餛飩皮，肉餡都交待要留給我。大概在她生前一個月左右，她吃得愈來愈少，連餛飩皮都不太吃了。兩位看護緊張地告訴我「阿嬤連藥都吞不下去，怎麼辦？」
我告訴她們：「阿嬤應該快要走了，不要太緊張，能吃就吃，不能吃也不用勉強。」因為到了生命末期，硬把藥吞下，嗆咳起來，病人反而更痛苦。
為病人走得舒坦、陪伴者活得更好做準備
我常說，死亡過程「準備」的意義，應該是要讓病人走得舒坦，活著的人也要活得更好，不只家人，也包括照顧陪伴的人。
媽媽最後是在家裡離開，完全照著她自己的意思，沒有急救、沒有插管，一切都很平順。她甚至提前挑好了最後要穿的衣服，也交代我，要包紅包給這兩位外籍看護。
媽媽的告別式在八月，有朋友來弔唁時說：「你們好像沒什麼情緒，看起來都還好？」我說，那是因為在這段過程，大家的心理都準備得非常好，而且媽媽完全照自己的意思，走得沒有痛苦。
真正的悲傷輔導，應該從家人開始討論死亡、建立共識的那一天，就開始了。媽媽離開前，我問過兩位看護：「阿嬤離開後，願不願意繼續留在我們家？」
告別式結束後，她們都表示願意留下來。現在，她們一個照顧我大姊夫，一個照顧我二姊夫，晚上回到「黃氏會館」，就住在我媽媽的房間。
（黃勝堅口述、古古整理，專欄每月刊出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