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嗎，我現在就能預測，明年的幾月幾日我會做什麼事，看護幾點會來幫我洗澡、換尿袋、拍背……，我活著的每一天，都是一樣的。」當全身癱瘓的小倫（化名）在病床上，不經意對旁人說出這段話，現場瀰漫一股強烈的窒息感。
像小倫這樣因為意外導致頸椎損傷癱瘓，或突然生病昏厥，不慎從高處摔落的患者，從四肢健全到重度殘疾，可能只是一瞬間的事。當他們再次睜開眼，餘生的風景被永久固定在醫院蒼白的天花板上，那種劇烈的痛苦和絕望感，旁人難以想像。
七年前，在眾人協助下，五十多歲、臥床多年的小倫飛越近一萬公里，來到陌生的國度——瑞士。初次踏上這片土地的他，想在這裡完成人生最後一個夢想：「自主終結生命」。
執行安樂死的前夕，小倫對著一路從台灣伴隨他到瑞士的工作人員表達感謝，讓他終於能從長年的痛苦中解脫。最後一刻，他帶著久違的笑容，在親友圍繞下，自行啟動藥物注射裝置，在睡夢中緩緩終止呼吸心跳。
全球包含比利時、瑞士等已有14個國家及地區可執行廣義安樂死。（圖／法新社）
台灣安樂死可行性
論辯四十年沒有實質進展
像小倫一樣在生命末期，自主尊嚴地離世，是許多重症患者的共同盼望；可惜直至今天，這個願望仍無法在台灣實現。
安樂死（Euthanasia）一詞，在希臘文的意思是「好的死亡」或「安詳無痛的死亡」。學術上對安樂死沒有統一定義，通常是指罹患無法治癒疾病的患者，在受疾病折磨而痛苦不堪下，透過醫學手段尋求提前結束生命。
全球目前共有十二個國家，以及美國、澳洲兩國部分地區，可合法執行安樂死。
安樂死大致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由醫療人員直接介入，如注射致死劑量藥物，終結患者生命。包含最早通過安樂死法案的荷蘭、比利時，以及盧森堡和西班牙等國家，都允許實施主動安樂死。
另一種則是由醫療人員提供藥物，讓患者自己注射或服用的「協助自殺」（assisted suicide），包含瑞士、德國，以及美國奧勒岡州、加州、華盛頓州等國家與地區，皆採取此途徑。
當治療只是延長痛苦
開啟尊嚴善終諮詢服務
在台灣，對於安樂死是否可行的論辯，早在一九八六年立法院首次舉辦安樂死座談會就已展開，至今已長達四十年。二○一八年，前體育主播傅達仁因胰臟癌末期飽受折磨，決定遠赴瑞士尋死，再次帶動社會關注安樂死議題；但同一年，由婦產科醫師江盛領銜提出台灣史上首件關於安樂死的全國性公投，仍因連署人數未過門檻，無法成案。
近年多份民調，都顯示台灣民眾對安樂死的支持度超過七成，儘管政府態度保留、醫界看法兩極，導致議題難有實質進展，卻無法抑制愈來愈多要求賦予人民「自願選擇死亡權利」的呼聲。
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理事長彭湛歡，曾是一名急診科醫師，因為在醫療現場接觸過無數「求死不得」案例，讓他逐漸意識到「對患者真正的體貼，是給予他選擇的權利」，開始致力於推動安樂死。
「我經常看著同一群患者反覆出入醫院，有時候他們已經嚴重到無法表達，明明醫師、家屬和患者都知道治療沒有意義，只是延長痛苦，但沒有別的選擇，患者只能一直被送來急診。」他無奈地說。
醫療現場的殘酷，與彭湛歡決心成為醫師、提升患者生活品質的初衷相違，他開始思考，要讓病患尊嚴善終，除了現行制度之外，能不能參考國際經驗，讓這些在深淵裡掙扎的人們，擁有多一個選項？
於是一八年，彭湛歡與高中同學Joseph等夥伴，共同架設網站、舉辦論壇，研究各國安樂死法規，並鎖定唯一開放外國人申請的瑞士，替有需求的患者梳理手續流程，提供詳細的諮詢服務。
二二年，「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正式成立，至今成員和志工數已達三十多人。
八年來，已有超過五千人到協會諮詢，其中一百多人取得赴瑞士接受安樂死資格，實際上約有五十多人，在團隊協助下，於異鄉安詳地告別人世。
擔任協會諮詢部主任的Joseph，是最常與患者及家屬接觸的成員之一，也曾多次陪同癌末、罕病或癱瘓失能的申請人親赴瑞士，「患者在執行當下，都是很輕鬆開心的，這是他們人生最後、也最重要的願望。」他觀察。
衛福部態度保守
醫界擔憂把關機制不足
然而在台灣，這條自主尋求善終的路，卻布滿旁人以「善意」為名所栽種的荊棘。
儘管從一九年以來，國民黨、時代力量、民眾黨和民進黨立委，先後拋出與安樂死合法化相關立法草案，但在立法院從未實際通過委員會審查、更遑論進入二、三讀程序。其中關鍵在於，主管機關衛福部始終持保留態度，認為安樂死可能改變醫病間的信任關係。
衛福部長石崇良今年四月明確指出，主動安樂死涉及醫師以醫療行為終結生命，與醫療以專業「救人」的核心價值衝突，醫界對此相當審慎。他更強調，台灣近年積極推動「安寧緩和醫療」與《病人自主權利法》（以下稱《病主法》），已經是可實現尊嚴善終的重要方式。
然而，從定義來看，安寧緩和醫療主要針對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近期病程無法避免進行到死亡的末期患者，施以緩解性、支持性的治療，減緩病人的身心靈痛苦。
至於《病主法》適用對象，並不限末期病人，民眾可以預立醫療決定書（AD），未來面臨不可逆轉的昏迷、疾病末期、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或其他經政府公告之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等五種情況，醫院須依照患者意願，決定是否插管、急救或接受其他維生治療。
「台灣目前的安寧緩和醫療，只能撤除維生系統或中止治療，讓病人自然死亡，跟安樂死主動、提前結束患者生命，本質上還是不同。」彭湛歡說。
除了醫界以救人為職志的堅持，多年來關於安樂死制度的討論中，也不乏擔憂開放後把關不夠嚴謹、決定了就回不了頭、可能有經濟弱勢者「被迫自願」等反對意見。
對於為何在已有尊嚴善終機制下，台灣仍需新增安樂死選項？身為癌末患者家屬的律師兼諮商心理師紀岳良，有著最深刻的體會。
九年前，紀岳良的父親確診肝癌末期，家人一度考慮接受安寧醫療，但全台灣安寧病房稀缺，且分布不均，如果要自費住特別病房，要價不菲，「安寧醫療不能接住所有的臨終或病痛，我爸最嚴重的時候，連用手開門都做不到，身體承受劇烈的疼痛，使用嗎啡也沒有用。」他說。
作為癌末患者家屬的律師兼諮商心理師紀岳良，認為安樂死是基本人權和人性尊嚴保障，政府應盡速啟動安樂死合法化的實質討論。（攝影／唐紹航）
七成民意贊成安樂死
醫師審查資格減少爭議
紀岳良一路看著父親飽受折磨，「嗎啡副作用很強，吃了會便祕，要搭配軟便劑，嚴重時還需要挖糞，吃藥也會影響知覺，讓他手腳變得麻痹，神智不清，他後來寧可不吃，至少保有神智清醒。」父親經常半夜睡不著覺，絕望地發呆，說自己肚子好像有火球在燒，也曾問：「什麼時候可以讓我死？」
照護父親的經驗讓他體認到，醫學並非萬能，「很多患者到最後癱瘓不能走，大小便失禁、連話都說不出來，一堆有失尊嚴的事情，這是醫療沒辦法處理的。」紀岳良不禁想問，如果醫學已知一個人即將死亡或者病痛無法治癒痛苦不堪，「為什麼不能直接給他一個痛快，醫療不是應該以病人最佳利益為最優先考量嗎？」
「衛福部一直拿『社會沒有共識』當作擋箭牌，但從各界民調結果來看，一直有超過七成的民眾希望推進。」二三年曾在立法院倡議安樂死的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說，台灣人平均餘命愈來愈長，長照問題嚴峻，衛福部三年前承諾會進行安樂死研究和調查，至今卻無任何進度，相當不合理。
大眾對於「選擇權」的渴望，確實在數據中具體反映。
《今周刊》今年四月發起的最新「安樂死合法化」調查中，有超過七五％民眾，希望在罹患無法治癒且極度痛苦的疾病時，「保有選擇結束生命的權利」。
甚至，在理解安樂死的兩種模式概念後，贊成在台灣實施「主動安樂死」者高達七四．五％，略高於贊成實施「協助自殺」的六九．二％。且超過六十歲的長者，對於兩種制度的支持度，都較年輕族群更高。
當然，受訪民眾也非無條件支持。當被問及若台灣開放安樂死，可能帶來哪些風險，分別有四到五成民眾，擔憂面臨「醫療倫理爭議」、「可能遭不肖人士濫用」，以及「醫療判斷失準造成的不可逆性」。
面對這些疑慮，能合法實施安樂死的國家，其實都因應不同國情及民意接受程度，針對可能風險，制定配套措施。
基於「自主選擇」精神，安樂死申請者必須出於「自願」、且須在「意識清楚」下主動申請，反悔時隨時可以撤回，是各國一致的共識。在申請年齡門檻方面，多數國家與地區限定申請者須年滿十八歲，荷蘭則開放十二歲以上就能執行，比利時甚至沒有最低年齡限制。
至於適用疾病，最沒有爭議的對象，是患有無法治癒的末期疾病；部分國家與地區，則開放身患不可逆殘疾，或有無法忍受的身心靈痛苦者申請。
關於「誰來判別資格」，多數國家須有兩名獨立醫師分別評估確認患者狀況；評估符合後，則設有數天到數周不等的冷靜期，確保患者在深思熟慮後做出決定。值得一提的是，多數國家採取的是「事後審查」機制，也就是在執行安樂死之前完全尊重醫師專業判斷，完成後再提交個案報告，由專門委員會審查是否符合要件，如違反法律規定，相關人士將被追究刑事責任。
參照美國十州「協助死亡」規定
限縮餘命不到半年的成年病患
由於各國制度皆有其特殊性，台灣若要推動安樂死合法化，也應審慎設計符合本國民情的法規架構。儘管根據本次民調，台灣民眾更傾向直接實施「主動安樂死」，但考量醫界對擔任執行者，仍有諸多疑慮，或許先從「協助自殺」開始推動，較能減少阻力。
最艱難的問題，或許是符合資格的門檻要如何設計，才最能取得社會共識？
王婉諭坦言，民眾對推動安樂死高度支持，但對執行細節尚未有共識，也因此新制上路初期，條件不宜太寬。她傾向將範圍限縮在十八歲以上、經醫師判定餘命不及六個月的患者，並排除有心理疾病人士，避免認定產生爭議。
她建議的這套機制，與美國奧勒岡州、加州等十州的邏輯相似：申請者須為成人，有行為能力且能自行服藥，必須患有末期疾病，經兩名醫師判定餘命在六個月內，並有兩天到兩周不等的冷靜期。
《今周刊》在這次調查問卷中，明確列出美國幾大州的申請條件，並詢問是否支持在台灣建立相同制度，結果有六六．三％民眾支持，反對者僅占十一％。
不過，紀岳良並不認同「從嚴認定」的立場。他認為，安樂死是基本人權與人性尊嚴保障，必須保有可近性，政府可以針對低齡者、精神疾病患者等，設計較嚴謹的監督機制，但對於像末期患者，就需要加快審查程序，而非以法律排除特定族群，或設計得過嚴、過於複雜，對需求者來說看得到吃不到。
彭湛歡則試圖在理想與現實間尋找平衡點：「假設安樂死在台灣通過，一定是從保守慢慢變開放，讓社會逐漸接受；但一開始法條也不能鎖得太死。」
民進黨立委陳冠廷本會期在立法院提出《安樂死法》草案，過去跨黨派立委也曾多次提案立法，但從未在委員會實質審查。（圖／UDN.COM）
尋找社會與意願的平衡點
亟須開啟溝通第一步、凝聚共識
他建議，現階段若要立法，應盡可能將患有無法治癒的疾病，如高位脊椎損傷、罕見疾病、癌末、或已承受無法緩解痛苦的病患，都納入可申請範圍；但也要設立由專家組成的審查委員會，依照個案狀況和當時社會可接受程度，決定可放行的患者，避免一開始條件過於僵化。
「反對者會擔心有滑坡效應，造成自殺率大增，但現實未必會發生。」彭湛歡以協會協助的患者為例，雖有一百多人向瑞士申請取得綠燈通行，但實際執行的人數僅約一半，患者取得資格後，多數仍會審慎思考才做出決定。
他相信，即使台灣有安樂死制度，也不會大幅取代現有的安寧醫療和《病主法》的角色，只是提供患者多一個選項。
無論採取什麼方式，安樂死牽涉的議題甚廣，絕對需要更積極的社會溝通，才能逐步凝聚共識。
「衛福部不能裝作大家不在乎，應該正式啟動社會對話機制，舉辦全國性的公聽會，把各領域學者納進來。」王婉諭說，不少先進國家都有安樂死制度可以參考，台灣的尊嚴善終路徑，也還有許多精進空間，這項議題當然很難一步到位，但政府至少要有中長期的方向和目標。
五月，彭湛歡預計再到瑞士一趟，依照患者家屬過去的回饋，將整套流程規畫得更完善，「即使台灣有一天真的合法了，我們也希望這些實務經驗，可以幫助台灣立刻落地執行。」
在這天來臨前，他們會持續在患者的善終之旅，扮演最堅實的後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