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越南逃來台灣,一家12口擠「台北最後貧民窟」...她花40年接納自我,成首位新住民校長

從越南逃來台灣,一家12口擠「台北最後貧民窟」...她花40年接納自我,成首位新住民校長

貢寮國小校長楊小梅(右2)帶著新二代孩子參與課外課程,耐心地與學生互動。

(今周刊1404)

楊小梅曾經不願面對自己的身世,對身為新住民的她而言,那段故事太心酸,她也害怕落入社會的刻板形象。而當她真正找到認同時,她終於成為幫助他人的那方。

秋老虎趕跑了天上的雲朵,任太陽把馬偕醫護專校所在的台北市關渡山頭曬得熱呼呼,新北市貢寮國小校長楊小梅帶著一群小蘿蔔頭,遲到了幾個小時,這才到達這兒。

 

她最近規畫了一系列為新二代小朋友和一般小朋友設計的親子課程,這天,準備帶孩子們到馬偕護校餐飲科學做幾道料理。她會遲到,是因為她覺得原本包下的小巴年限實在太老了,為了保護孩子們的安全,楊小梅寧可改搭火車、捷運。

 

資歷完整  卻無法通過校長甄試

赫然發覺卡在說不出自己的故事  

 

楊小梅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位越南新住民校長,她可是足足考了五次才通過甄試,終於成為這座新北市小學的大家長。其實,對她來說,甄試校長的難關,具體而微展現的,或許正是她生命和認同的難關。

 

「前幾次,我筆試有過關。」楊小梅其實投身教職多年,行政職務也沒少接,她在新北汐止金龍國小任職二十四年,從輔導、教務、學務、總務主任都當過,「每換一個職位,我都會整理自己在職時做過的資料。」資料完整,筆試也過關,但為什麼總是甄選不上呢?

 

「因為每次到了口試的環節,口試我的校長都會覺得我講話像在『打高空』。我學不到『接地氣』,最後兩次考試,同事考上我卻沒上,前面的分數,我不比他們差。我真的大哭出來。」楊小梅苦笑回憶起自己跌跌撞撞的經歷。

 

直到二○一七年,她準備申請師鐸獎,同時也在準備下一次的校長資格甄試,被朋友提醒:「妳是不是要講講自己的故事?」她赫然發現,原來自己心裡已經砌了一道牆,「當人家知道我在越南出生,我不確定人家怎麼看待我這個人。我擔心會不會有刻板印象。」

 

楊小梅終於開始直面自己和家族的生命故事,「或許一直以來,我對那些是有怨的……。」

 

她彷彿望向很遠很遠的從前,遠得像是畫面都有些模糊了。一九七七年、楊小梅九歲前,他們一家子包含奶媽十二口,「住在當地一棟很長很長的三層樓房子,裡頭樓梯暗暗的,一不小心就會滾下來。」她依稀記得更小的時候,越戰還打得火燙,飛機掠過天空,投下炸彈轟炸的聲響。

 

她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是越南人,一九七七年,南越戰敗淪陷兩年後,越南的排華情結也增長到無法控制的地步,父親終於決定要舉家離開家鄉,「港口就像電影演的那樣,擠滿了人。」一家子十二口逃難,什麼錢都沒有,「唯一帶著的是我們穿的長袖格紋衣服,還有手上一條小小的金鏈子。」

 

「到了台灣,我們被安置在安康社區,十四坪的房子住了十二個人。已經六十五歲的爸爸做過便當、花生芝麻糖,也當過保全。」楊小梅哀哀地說,「沒過多久,我就要上小學了⋯⋯。」家裡實在無法負擔那麼多人,楊小梅和妹妹只好搬到「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兒童福利中心(後改名為中華救助總會)生活、讀書。

 

  • 安康社區:1975年,南北越統一,台灣接納上千名來自「赤化」地區的難民,同時要解決台北貧民居住問題,因此興建了安康社區,被稱為台北最後的貧民窟。

 

「救總像是寄養家庭,整棟大樓分成兩部分,一邊住著東南亞來的,另一邊收容一些蒙藏地區來的大人、小孩。」一位阿姨負責照料她們,像是另一個媽媽,零用錢、聯絡簿都是阿姨處理,「我當時只會講廣東話和簡單的越南話,阿姨嚴格地教會了我們中文。」

 

「一直到每個周六讀完半天(編按:當時尚未實施周休二日),下午媽媽才會來接我回家,禮拜天又再回到救總。」楊小梅說話語氣突然慢了下來,「只有那段時間,全家才能相處。我是第六個孩子,和老七、老八、老九都在救總,我大姊當時已經在念銘傳專科學校(現為銘傳大學) ,兩個哥哥則在明志工專(現為明志科大)住校,另外兩個姊姊念華僑中學,也住校。」她嘆了口氣:「我們全家就這樣分散在五個地方。」

 

「為什麼要來台灣」成深埋的怨

教學現場遇見「像我一樣」的新住民   

 

「小時候好怨……,」為什麼要來台灣?為什麼哥哥、姊姊都不見了?「我記得爸媽要把我們送回救總,我一面揮手,一直哭一直哭。」眼前的校長楊小梅,想起小時候的自己,眼淚也忍不住奪眶而出,「為什麼我們要來台灣?」

 

這些歷程,變成隱藏在楊小梅內心深處的祕密,她好好地把這些怨藏了起來,「我們雖然從越南來,但因為來得早,不像哥哥姊姊廣東腔、越南腔很重。」

 

她一路念到了大學,當時母親情緒因更年期起伏很大,楊小梅選了中原大學心理學系,希望了解母親怎麼了。

 

會走上教育這條路,其實也有點陰錯陽差,她老公的姊姊、舅舅、表哥都是老師,婆婆期待她也成為老師,於是學校一畢業,從代課老師做起,「突然感受到教育的熱忱,我發現,每個我教過的孩子,我都會記住。」

 

楊小梅教育學生,無意中從學生身上學到了更多。○六年,她在補校教課,認識了來台灣的新住民們,「有些新住民嫁來台灣,卻連家裡的鑰匙都沒有,一出門,就回不了家了;也遇過新二代,不希望媽媽到學校,以免讓其他同學知道。」楊小梅說:「就像我一樣。」

 

○八年、○九年,她接下金龍國小新住民學習中心的工作,逐漸更認識這些出身與她相近的新住民一代、二代。

 

在教育崗位上待了那麼久,楊小梅決心給自己一個新任務,選擇挑戰校長職務。「但我四次都失敗,」她苦笑,「我最後才發現,原因是⋯⋯,我不承認自己。」她問女兒怕不怕別人知道母親來自越南,台大歷史學系雙修社工學系的女兒告訴她,「才不會!妳那麼努力。」

 

終於,她努力回憶,並且和姊姊、哥哥點點滴滴一起拼湊起那些更遙遠的過往。「我姊姊甚至曾經被勞改過,我哥哥要來台灣前,被爸爸追打,只為了讓他們不要留戀在越南的女朋友。」

 

楊小梅像隻鴨媽媽,帶著一群黃毛小鴨子到處見識,讓他們感受不同文化。

楊小梅像隻鴨媽媽,帶著一群黃毛小鴨子到處見識,讓他們感受不同文化。(攝影/蕭芃凱)

 

釋懷、統整了心裡缺的那一塊

自信將帶著新二代學子找回認同   

 

楊小梅臉上總算露出溫暖的笑容。第五次甄試校長,一九年,她正式成為全台第一位新住民校長,師鐸獎也錦上添花似地再次給她重大肯定。

 

人在教學現場,她遇過太多新住民二代了,這次和她一起來馬偕護校的,有一對越南二代雙胞胎,兄弟都很愛手遊《原神》,講到遊戲眼睛就發亮,「他們兩個會講一點點越南語,但講的時候還是小小聲的。」她輕聲說:「我想,大概還有一半的孩子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身分。」

 

她像是在給自己、給新二代,也像在給台灣社會打氣:「我花了很長時間找回認同,現在釋懷、統整了。之前感覺缺了一塊,現在知道它其實重要!」

 

楊小梅接著笑說:「昨天,有個新住民小朋友問我,校長,妳是越南人喔?我回答說:『是啊』,他很開心就跑掉了。」現在她自信地帶著新二代孩子,聚在一起,接觸母國,找回驕傲,那些辛苦的回憶與成長,現在已經沒有怨,而是她最有力量和情感的價值了。

 

楊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