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汪怡昕:就想做點台灣的東西

撰文 :陳亭均 日期:2018年08月29日 分類:熟年夢想家 圖檔來源:劉咸昌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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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半百的汪怡昕,越活越愛做夢,想效法台灣海盜老祖宗,找出一條國際貿易的路,用好故事征戰亞洲、西方市場。

中元節前夕,導演汪怡昕(老汪)不免俗也在他的馬克吐溫國際影像公司前燃香宴鬼,供新魂舊魄暫時盤桓,幽冥之事飄渺,老汪心裡卻仍存著敬意。

 

老汪最近忙,瘦了一大圈,頭髮也白得更徹底了。不過他飯能少吃,菸卻沒法子不抽,開口前就要點根菸,猛吸一大口。嗅味聞香後,老汪便談起了他最近開始巡演的紀錄片《少了一個之後:孤軍》。

 

《孤軍》拍的是二十三年前黃國章在軍中冤死案,記錄了黃媽媽陳碧娥的心路和案子的發展。

 

(圖片提供/馬克吐溫國際影像公司)

 

追懸案,靈前擲筊七次

對人權有股固執的堅持

 

一九九五年,黃國章在軍中橫死,遺體有幾處瘀傷,頭部還有根斜插進太陽穴的大鋼針和一副三角形銳器,處處是疑點,海軍卻宣稱黃國章是跳海自殺。從此黃媽媽便開始為兒子伸冤的人生,逐漸地,她更為其他軍中人權奔走。

 

三年半前,老汪一來想從台灣歷史中挖掘出影視產業的新IP(智慧財產權),另一方面,他對「人權」有股固執的堅持。他聽說黃媽媽的故事,一時有感,便決定拍這個主題。開拍前,他隨黃媽媽到花蓮,在黃國章靈前擲筊七次,等祂同意了,才著手進行拍攝。幹這行的不欺鬼神,中元祭鬼,老汪當然念著黃國章。

 

這部片不好拍,老汪賣掉了祖厝籌到八百萬元,才硬是讓這部片有了譜。然而錢燒得極凶,知情人士、案件線索都已零落。而被拍攝者黃媽媽又很有主見,劇組幾度跟她鬧僵,片子幾乎拍不成。除此之外,軍冤家屬之間目的不同,有時甚至會相互掣肘,更何況藍、綠、紅、黃、橘和軍方,各方勢力都曾想介入。

 

如今電影巡演,老汪希望能募資加場,卻始終不順。然而老汪決定要做的事情,誰也拉不住。他嘴上說:「我他媽愛錢!」像是個道地的生意人,雖年近半百,他骨子裡卻期望多幹些瘋狂的事。

 

在他太太廖千誼和公司左右手羅明祥眼中,老汪越活越愛做夢。幾年前,公司在業界也幹得有聲有色。老汪靠著人脈,接下不少案子,加上他另外成立的「天行見」空拍公司,錢算是穩穩地賺。廖千誼實在搞不懂,老汪怎麼就不喜賺那些「easy money」?

 

拍《孤軍》花了大筆鈔票,老汪卻還不滿足,他準備重掘威權時代的故事,希望用八千萬元拍出「台版紙牌屋」劇集《國際橋牌社》,光是前製研究,就砸了三百萬元,從劇本、導演、演員全部都要到位,資金缺口讓人頭大。

 

叛逆種,浪漫又現實

藉製作紀錄片完成產業鏈

 

就像羅明祥說的:「我心裡常想,老闆是不是瘋了!又不是不知道成本,這樣會連累公司、連累到員工,怎麼對得起我們這些人!」然而,廖千誼、羅明祥嘴裡叨念,卻又全力相挺。廖千誼是政論節目製作人,她笑說自己得扮演家中經濟「穩定的力量」;羅明祥有時被他氣到,但老汪說幹,他也只好跟著幹了。

 

其實老汪不是沒計畫的莽衝,「所有理想背後都要有個生意人,每個人都只談理想,背後的髒事誰做?」老汪在業界素有名氣,包括宋楚瑜、柯文哲,各政黨都曾找他拍過廣告,他也是大愛電視台、公廣集團製作案子的老班底。他工作室裡放宋楚瑜的人形立牌,後腦勺卻貼著李登輝的臉,賺錢是中性的,但賺到錢,他有很羅曼蒂克的花錢方式。

 

談到《國際橋牌社》,他驕傲地說,「IP應該從一整個脈絡看,歷史可以一段段獨立成為一個專欄!台灣題材庫是藍海!」《孤軍》也是他另一部二二八、白色恐怖題材節目《少了一個之後:微光》的系列作品,他希望藉製作紀錄片和劇集來完成可能的產業鏈。

 

老汪從小就有著這種既浪漫、又現實的性格。他出身顯赫,爺爺是淡水仕紳、外公是台灣第一屆參議員,他老爸珠寶生意曾做得風光。但在汪怡昕十多歲的時候,爸爸生意失敗,全家經濟頓時陷入窘境。「我曾看過有人來討債,帶了把槍,直接放在桌上談。」從此以後,貧窮與困阨就是老汪生活的常態。

 

老汪自己也是個叛逆種,他從小成績不錯,考上成功高中,卻每天在校刊社鬼混,寫作文嗆老師。留級一年、重考一年。重考時,他為了賺生活費,曾到工地幹板模工,「安坑、大直豪宅我都做過,也曾在那邊拉屎拉尿,屎尿如果有靈魂,那每棟案子都有我的靈魂!」老汪邊回憶邊大笑。

 

那時候,老汪就是個「能文能武」的少年,他愛好杜斯妥也夫斯基等文藝大師,但他卻也陰錯陽差加入「牛埔幫」,沒事就被抓去械鬥。

 

還好他「怕事」,別人打架拿武士刀、開山刀,他只敢用棍子,「棍子只會骨折,用刀子,我見過被切開肚子的人……。」老汪後來考上世新三專部電影科技術組,幾個月之後,下定決心離開是非場。

 

老汪接著在一個個劇組打滾,也在台中做過媒體,家裡欠了一屁股債,許多事情都得靠他一肩扛。他曾在周遊的劇組待過,也曾幫導演林正盛拍過片,在各處摸爬打滾。

 

此時,他稍微嚴肅地說,「我還是一直覺得想做些什麼……」因為現實環境的關係,他無法在體制外像「新電影」導演那樣純粹為理想拚搏。「但在體制內,我覺得我也可以做一些抗爭。」老汪又燃起新菸,菸灰缸已經滿了三次。

 

做大夢,體制內抗爭

土地議題不可能永遠不碰

 

老汪做了很多事,但心裡頭一直記著:「不管要做什麼,我都想做點台灣的東西。」他認為土地議題不可能永遠不碰,「政治隨時在變,又不能總靠中國市場或中國資金。對我來說,未來影視圈應該要找出一條像台灣海盜老祖宗一樣,國際貿易的路,用好故事找西方、東亞、南亞市場。」

 

聽起來又是個很宏大的夢,他是窮過來的人,「但我也曾經是個文藝青年!」他這麼強調。老汪笑著承認,《孤軍》文宣上寫著他賣了老爸的祖厝籌資,但那間祖厝,其實是他爸玩期貨抵押給銀行,老汪再把房子貸款回來,也算是他買的。「所以我去他靈前擲筊,爸爸一下子就答應了!」

 

老汪在《孤軍》裡也拍了黃國章爸爸的故事。黃媽媽很久以前就跟黃爸爸鬧翻,黃媽媽那時要去中國認屍,黃爸爸心苦,撕掉護照就是不去。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老汪拍攝時,黃爸爸中了風,五度病危,幾乎沒了行動能力。

 

拍完紀錄片後,老汪在安養中心把片子放給黃爸爸看,平時面無表情的黃爸爸突然淚流滿面,胸口起伏哽咽著。像是二十多年的歷史和記憶,一下子從身體裡迸發了出來。

 

黃爸爸如此、黃媽媽如此,或許老汪也是如此。「我想我會拍這些,也是為了我的兒子,我希望他記得他爸爸在為土地做一點事。」他決定繼續拍《孤軍2》,繼續走這條路,「儘管我老婆有點生氣……。」老汪憨憨地說,整個房裡煙霧繚繞,已經分不清楚他是不是又吐了口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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