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女性維權抗爭 趙思樂在台灣的「民主」震撼教育 中國女作家:沒有比我們這代人更絕望

書寫女性維權抗爭  趙思樂在台灣的「民主」震撼教育 中國女作家:沒有比我們這代人更絕望

早些時候天還不大冷,外國觀光客的興致也還很熱烈,他們這一夥兒人、那一夥兒人全散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四處遛達。不過到了傍晚,纏雨的冬風竟像生了刺,吹得扎起人了,韓國、日本,還有中國遊客都避寒了去,雄偉的宮殿就這麼冷清寥落起來,名副其實地成了座大陵寢。

中國作家趙思樂在國家戲劇院迴廊上緩緩走著,冷風颳著她細窄的骨架子,讓她看起來瘦小伶仃。不過她過去為了採訪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曾在甘肅夾邊溝零下十幾度的環境下捱過,比起那種近乎殘暴的削骨冽風,中正紀念堂的寒意於她,大概就只是小菜一碟。

 

「上次莫之許陪我來台灣參加『卓越新聞獎』論壇,那是他第一次到中正紀念堂。」趙思樂邊走邊說,步子踏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很果決。

 

莫之許是她現任丈夫,他是「六四世代」抗爭者,一九八九年曾參與學運,後來也繼續和中國當局糾纏扭打至今,是長年被政府監控的「異議者」,能出國是很難得的事。他二○一六年陪著趙思樂來參加「卓越新聞獎」論壇,是他這輩子第一次踏上台灣,中正紀念堂當然值得逛逛。

 

兩人當時在這兒玩了個遊戲,「我們繞著中正紀念堂計算,比比這裡和天安門廣場的大小。」寒風把趙思樂頭髮吹岔,黑長髮遮卻她半邊眼睛,她又說,「四個中正紀念堂,和一個天安門差不多大。」台灣和中國都經歷過威權時期,不過台灣已解嚴了三十年,《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甫三讀通過,中國卻別提什麼「轉型正義」了,連說話都難,「我們還處於那個世代之中,狀況甚至越來越倒退。」

 

她輕輕哈口氣,「十九大」後,習近平與中國政權控制得更緊了,北京騰籠換鳥、掃除「低端人口」;台灣人李明哲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五年,中國網路實名制上路,異議者轉往地下、力量分散,中共的控制網是越收越緊了。

 

中國NGO被團滅 我們必須正視「房裡的大象」

 

趙思樂和莫之許至今仍常聊到「六四」,她跟我們也聊,畢竟在她的新書《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裡,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就像個幽靈,無所不在地掐著她筆下女人男人們的靈魂,而且中國的極權現實明擺在那兒,當人們想起,並嘗試了解「六四」、「八九」,就不可能忘了這個還在作痛的歷史烙印。

 

《她們的征途》是一部紀實的非虛構作品,字數多達二十幾萬,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趙思樂訪問了知識分子艾曉明、下崗女工寇延丁、退休大媽王荔蕻、性工作者葉海燕、維權律師妻子王峭嶺等女性抗爭者,以她們的故事作主線,步步梳理出八九年之後中國公民社會的起落興衰。

 

不僅如此,她更用傳神的筆觸勾勒出國家機器與異議者們不對等的戰爭,在中國,從劉曉波、江天勇、李和平到她筆下的女性異議者都有如籠中野獸,確實,困獸猶鬥,有些事卻怎麼也莫可奈何。

 

趙思樂還是個年輕的女孩,她一七年不過才二十七歲,天安門事件發生的當下,她根本沒出生。但這不代表她能置身事外,首先她是一個記者,在這本書出版前,趙思樂已是五項香港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SOPA)卓越新聞獎」得主,早就追蹤報導過「七○九」律師大抓捕、中國NGO等敏感主題。

 

此外,她也清楚歷史是連貫的,世代之間齒唇相依。「八九」年後,中國公民社會曾在「申奧期間」一度蓬勃,但從○八年後,公民社會的處境就開始往底急探,經過「茉莉花革命」,中國政府對社會的管控更逐漸緊縮,到了一五年,中國權利導向NGO團體甚至慘遭「團滅」。

 

有次飯局上,五○、七○年代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在餐桌上爭論該不該就此「絕望」,趙思樂聽了忍不住回說:「要說絕望,大概沒有比我們這代人更應該絕望的!」趙思樂不只是書寫時代的人,更是時代中的一個生靈。她理解中國極權統治的邏輯,更何況她自己的生命也曾被蠻橫地捲入其中。

 

她說話斯文,但瘦眉窄骨的清秀臉孔上,卻總帶了分不願妥協的倔強神情,「如果我還要自欺欺人,可以嗎?我們必須認真面對『房間裡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指的是一個明明擺在眼前,大家卻不願正視的問題)!」

 

趙思樂生在廣州,本名叫做陳思樂,母親姓趙,所以後來她用母姓當作筆名。她的父母都是工程師,家境不錯,家族雖然有些重男輕女,父母對她的教育卻很開明。

 

廣州位於中國南方,與北方政治要津距離不近,天高皇帝遠,城市風氣相對開放得多,趙思樂從小是看香港節目長大的孩子。每每到了新聞時段,港台名嘴在螢幕上高談闊論,議論時事,「我搞不清楚名嘴跟新聞的界線,但當時我就也想成為那個人!」早在孩提時期,趙思樂對新聞及公共議題,就已經興趣濃厚了。

 

但真正讓她生命發生轉折的大事,發生在一一年,她念南京大學三年級時,申請來台灣當交換學生,「肉身翻牆」,她回想起初來的震撼,「當時我也是到中正紀念堂,看見自由廣場上被噴上了『全面罷課,支持民主』的標語,還擺了拒馬鐵籠,嚇傻了!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為了拍電影《女朋友.男朋友》!一個來自威權國家的人,對一個民主國家可以做什麼,是沒概念的!」

 

舊愛受累「雨傘運動」 在飲鴆而亡前  打翻暴徒藥瓶

 

趙思樂沒料到,台灣人們竟能在中正紀念堂噴漆拍電影,她不禁想到北京那些被坦克輾過的六四受難者,他們的魂魄至今始終沒人可以祭奠。

 

在台灣,趙思樂也配合香港《陽光時務週刊》做了一系列總統大選相關報導,一二年回中國後,順理成章地繼續幹起記者這行。然而隔年夏天,《陽光時務》因政治、商業雙重壓力停刊,趙思樂於是轉進了「女權之聲」NGO組織,致力於為中國女性爭取平等地位,更積極為性工作者發聲。

 

原本趙思樂也想在「女權」NGO上大展手腳,把這事當畢生志業,但香港發生「雨傘運動」,打壞了她預想的未來。

 

趙思樂

趙思樂前夫被中共無故逮捕,她曾利用網路「高調救夫」。(圖片/趙思樂提供)

 

趙思樂

趙思樂曾為女權奔走,以小紅傘為標識,為女性發聲。(攝影/萬欽)

 

趙思樂曾有過一段婚姻,對象是中國NGO工作者柳建樹(小樹),結婚時,趙思樂二十三歲,小樹二十七歲,婚姻並不順遂,兩人很早就分居,不過他們仍維持著約會關係。

 

一四年,香港發生雨傘運動,中國政府為了反制運動,竟攪亂趙思樂人生的一池春水。小樹因去過雨傘運動現場逛了逛,他所服務的單位又是中國當局相當在意的法律援助NGO,他莫名就給政府抓了起來。趙思樂立即在網上公布丈夫被抓的消息,請律師、找外媒,公開寫了好幾篇文章,甚至找來外交官員,手上拿著牌子,呼籲官方放出柳建樹,讓兩人一起過聖誕節。

 

「雖然我們分居了,但那些感情不是假的,他走了,我去他住的小房間幫他收拾,我坐在房間,陽光射進來,我還是很思念他……,我想他陪我過聖誕。」她曾在文章上寫,「高調救夫」、打悲情牌對一個女權運動者來說是掙扎的,但「我們或許能在飲鴆而亡之前,打翻暴徒手上的藥瓶。」

 

十二月十一日,小樹被放了出來,小樹的家人對趙思樂卻極其不諒解,他們沒有一起過聖誕,這段婚姻也很快告吹。趙思樂輕嘆了口氣,「我覺得我失去了所有東西,我失去了婚姻,失去了女權運動,後來又失去了我接著的愛人,我失去了所有!極權?我本來沒想旗幟分明地對抗它!但憤怒完,我必須面對!」

 

一五年七月九日開始,超過百位中國律師、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親屬,突然全被中國警察捉進甕裡,本來他們日子就過得風聲鶴唳,這下僅有的自由也全被剝奪了。這場浩劫被稱作「七○九大抓捕」。

 

那幾天,趙思樂正好在間民宿訪問異議者莫之許,當局意圖不明,抓捕聲勢浩大,莫之許被帶到派出所又被放了出來,兩人腳底抹了油,只好走為上策。就像張愛玲寫的《傾城之戀》,在災難中,愛情也跟著滋長了起來。趙思樂說,她極力避免把這段愛情跟《傾城之戀》的浪漫文藝劃上等號,這在那些真實的苦難前,顯得太過殘酷不仁。

 

挺維權上演「逃亡記」 我跟她們  同呼吸、共命運

 

趙思樂再度提起了筆,記錄「七○九家屬」們、記錄她能記下的中國,再次做起了記者。她一六年就和被逮的維權律師李和平妻子王峭嶺一起溜到內蒙,想探視維權律師王宇的兒子包卓軒,沒想到竟被埋伏在那兒的警察抓了起來。

 

到了派出所,趙思樂竟乘機上演大逃亡,躲到理髮廳藉洗頭逃警察,最後還是被四腳朝天地拽了回去,她人沒事,被放了。講起這荒謬歷程,一直沒笑的她,嘴角終於微微上揚,露出女孩的天真神情。

 

趙思樂

“我希望做黑暗時代的見證人, 在地獄中,總有些不屬於地獄的東西。” (攝影/蕭芃凱) 

 

「我書寫『抗爭』,拿到人權新聞獎,但我感覺像小偷,一不小心就被閃光燈照到。」趙思樂又森嚴地說,她不願消費其他人的苦難,她知道自己跟筆下的「她們」,「同呼吸、共命運」,「書裡的人,才值得閃光燈。」然而「牆內開花牆外香」,卻又是無奈得很。

 

像文學家米蘭.昆德拉說的:「人與政權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趙思樂也這麼相信,她說:「我希望做黑暗時代的見證人,在地獄中,總有些不屬於地獄的東西。」

 

聊了許久,天色也暗了,沒陽光,照片可難拍。晚上的風吹得比傍晚更起勁,我們走到「自由廣場」前,中正紀念堂正好亮起了照明燈,我們歡呼起來,趙思樂也轉頭,望向那座標榜自由的巨大牌樓。

 

趙思樂

出生:1990 年

現職:作家、記者

學歷:南京大學金融工程系

榮譽:五項香港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SOPA)卓越新聞獎」 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