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終,最艱難的醫術

善終,最艱難的醫術

黃勝堅曾是一位不敢面對病患死亡的醫師, 眼見眾多因無效急救悽慘以終的患者,他投入居家安寧照護,讓病人安詳且無憾地離開。

對於生,我們充滿想像。但對於死,你的態度是什麼,是忌諱、害怕還是坦然面對?當「那一天」到來,你做好跟家人、朋友告別的準備了嗎?你希望以什麼方式送自己最後一程,全身插滿管子,還是有尊嚴地安寧以終?別怕,先預演告別的那一刻吧!(本文由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提供)

「阿公,你金罵袂去做仙啦,全身軀攏爽快呀!」「多謝你乎阮照顧!」「多謝你用性命甲阮教!」

作為一個急重症的腦神經外科醫師,一直以來,我一心一意的目標就是讓每一位OHCA(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到院前死亡)的病人起死回生,直至出現RSC(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恢復自然循環)為止。這是醫學前輩和老師教我的事,絕大部分時間,我都算是遊刃有餘。

但上天都無法赦免人類的死亡,醫生又如何能救活每一個人?

讓我學會勇敢面對醫學的極限、學會謙卑面對生命的尊嚴,卻是病人教會我的事。這一課,我摸索了許久,其間數度感到無助和無知,直到走出加護病房、步入居家安寧,我終能領悟,病人在最後一刻,需要的「醫療」不是無謂且痛苦地急救,而是醫療人員的體貼與愛心。

每一位居家安寧病人臨終前一刻,我會帶著醫療團隊向他們深深一鞠躬、輕輕地在他們耳邊道謝,目送他們帶著安詳與尊嚴前往另一個國度,慰藉的不僅僅是病人與病家,其實更是從事醫療工作無法逃避死亡考驗的我們。

救起一百位病人,都沒有面對一位死亡病人,讓我更能看見,醫療背後始終通往的是「人性」。

一九九六年,我升任外科主治醫師半年後,面臨第一個瀕死的個案,一位嚴重腦部外傷的女士。我想起過去老師的教誨:「醫生的天職,就是要救人!」

於是,我拚了命的救,比病人家屬更不敢面對死亡,因為那彷彿就像是毀壞了一位醫師的天職,象徵被貼上「不適任」的標示。

床上躺著的是一位因喪夫而返國散心的日本華僑,不料在台北街頭出了車禍,緊急手術後,顱內壓持續飆高,甚至到了五十毫米汞柱。我心裡有數:「這位病人,救不起來了。」但我仍然放不了手。每回,見著病人相依為命的妹妹探訪時,我就是沒辦法說出:「妳的姊姊,救不起來了。」只能吞吞吐吐地說:「情況很不好,但我們會盡最大力量!」

最讓我害怕的那一刻來了,病人需要急救,我咬著牙、使出全力做CPR,持續了半個小時,壓到病人肋骨斷裂。心臟一停,立即電擊,一○○焦耳、二○○焦耳、三六○焦耳,病房裡飄散著焦味。但「救人天職」驅使我持續使力。

「黃醫師,謝謝你,你們辛苦了,但放手吧,我不想再讓我姊姊痛苦了!」最後竟然是病人的妹妹出來喊停,這一幕往後不斷出現在我的腦子裡,反覆糾纏著我對醫療「救到底」的定義。

「究竟是因為有你,病人才活;還是因為有病人,醫師才能活?」我開始有了這樣的自我質疑。為什麼我們明明救不活人家了,還把人家弄得那麼痛苦和辛苦?我想起那些最後在加護病房往生的面孔:因為過多的點滴、藥物而水腫,皮膚繃得掐指可破;胸前帶著黑黑焦焦的電擊傷痕,面容甚是悽慘。

我開始思考安寧療護的意義:雖然沒辦法救病人,但可不可以好好照顧他們?可不可以讓臨終病人漂漂亮亮地離開?

曾有一位單親的護理師媽媽,獨力拉拔女兒考上醫學系,茹苦含辛終獲慰藉。不料,女兒卻因車禍飛出,臉部遭嚴重撞擊昏迷送醫,手術後仍無力回天。這位傷心的母親只有一個請求:「妹妹很愛漂亮,能不能讓她的臉盡量恢復?」

隔天她帶著一件女兒最喜歡的粉紅洋裝,希望她穿著離開。我立即應允:「沒問題。」

護理長在一旁猛拉我衣角,我知道,她在示意:女孩全身水腫,是不可能穿上那件剪裁合身的洋裝。但最後醫護人員徹夜輪流以冰敷,再加上利尿劑、白蛋白脫水為女孩消腫。

第二天,母親到醫院,看見女兒穿著那件美麗的粉紅色洋裝,她的小公主只像是沉沉睡著,感動地對醫護人員說:「謝謝你們,把妹妹弄得那麼漂亮。」然後見她在女兒身邊附耳低語道:「妹妹,妳安心到天上做小天使吧,媽媽會勇敢活下去!」

放手,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什麼都要嘗試去做,善終這堂課,是醫療人員最艱難也最該學好的一門醫術!

黃勝堅曾是一位不敢面對病患死亡的醫師,眼見眾多因無效急救悽慘以終的患者,他投入居家安寧照護,讓病人安詳且無憾地離開。

 

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推出「如果有一天,我們說再見……」徵件,許多名人撰文拋磚引玉。

 

 《今周刊》特別刊出俠醫林杰樑遺孀譚敦慈、主持人鄭弘儀、名醫黃勝堅親身經歷,以供讀者省思。